■ 万景路

　　从北京站乘夜车去泰山，在候车大厅检票口，又一次领教了国人的“争先恐后”症。虽是午夜，但习惯于提前几小时就来到车站候车的人们，使得候车大厅依旧是 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其热闹不下白昼。随著开始检票的广播声落，就只见那不分背包扛袋儿还是拖儿带女亦或是西装革履文雅丽人等众，统统一下子斯文扫地，一窝蜂地涌向那小小检票口，彷佛检票员手里握的不是“票剪”而是通向天堂的钥匙般，挨了一剪子好不容易挤出检票口的人们，则背扛拉拽呼儿唤女继续冲向那共同的目标——列车，直到抢先上了车，抢先把自己超多超重的行李占好了地方，才擦一把臭汗心满意足地坐下。其实，无论是买上了软卧还是硬卧或硬座的旅客，本来都无需担心自己的座位而大可悠哉游哉地“踱”上列车的。

　　国人的“争先恐后”症，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像乘飞机，在多年努力下，总算使人们收敛了飞机未停稳就站起开箱取行李的恶习，但取而代之的却又是在飞机刚刚降落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打起手机来，那做作的近似于噪音的故意提高的嗓门儿，无外乎是想显摆自己是有人接机的那么点事儿。好容易忍到飞行员一脚刹“机”“嘎吱”一声飞机停稳，犹如受过军训般，解安全带、站起、取行李、挤入过道站好，全套动作几乎在十数秒内全部搞定。这一套的迅速，基本上是让老外们瞠目结舌的。还有像信号灯前、地铁站里、展销会和火车站的售票处等，都无处不在地表现著国人的那些令外国人莫名其妙的争先恐后的躁动。

　　形成这样一种“争先恐后症候”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分析下来，应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存在。首先，中国人自古就受“先来后到”、“先来者先得”、“赶早儿不赶晚”、“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儿”、“落后就要挨打”等的熏陶，这些都从潜意识的深处时时指导著国人“遇事争先”的行为。其次，在六、七十年代挨饿的时候，无论是领粮还是买肉、买煤甚至买布等，全都是凭票凭证供应，在那种狼多肉少的时代，即使有了粮证煤票肉票也要“赶早儿不赶晚”地起大早去排队才有煤烧有粮吃偶尔有肉解解馋，排队晚了的就落个即使有票有证也没得买的下场。至于坐车，过去软、硬卧票是要凭处级以上工作证才能买到的，连硬座票也买不到的人们只能瞄向那“不对号入座”的车厢，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争先恐后”才能抢到座位。这一切，就使得早有古训的国人把“争先恐后”彻底地发扬光大起来，不能做到“争先恐后”好事就永远轮不到自己，已是国人的共识，于是乎，这种积重难返的陋习也就深深地扎在国人的骨子里，代代相传并被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回乡探亲，发现来接机的朋友和接风酒宴上几位有点所谓地位的友人都是清一色的黑色休闲拉锁夹克衫，只有自己近乎于异类，不由得想起了过去全国人民一起中山装解放服的情景，正觉有趣，看到了电视上领导人集体学习的画面，望望电视里和酒桌上那高度统一的服饰，恍然了，原来是有了“上行”下面才争先恐后地“效”，也难怪，不如此就说明不够紧跟嘛，就说明不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嘛，当然，也就体现不出“和谐”了嘛。

　　旅居国外的我们都早已见惯了日本、欧美人的从容、礼让，虽然中国的贬义“争先恐后症候群”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正如久居国外的我们受日本欧美文化影响已经逐渐潜移默化地改变著自己的行为规范一样，只要我们能虚心学习“夷之长”并发掘发扬我们博大的儒家思想，铁杵成针，终有一天，相信我们的国人也会像韩国人在金融危机时排队向国家捐献黄金那样，像日本人在阪神震灾中争先恐后地排队义助受难者一样，把我们各个方面的贬义“争先恐后症候群”改写成褒义的“争先恐后症候群”，让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也能恢复那份从容，那份礼让，从而真正地“和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