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被撤掉总书记职后，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胡耀邦得票一千八百多票，只比全票少几十票；而被称为“左王”的邓力群，原定进入政治局，却在中委的选举中落选，在随后的十三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中，一百七十三个中央委员投票，胡耀邦得了一百六十六票。后来得知，未投胡耀邦的七票中，还有胡耀邦自己的一票。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是胡锦涛过得最不愉快的春节之一。被视为恩师的胡耀邦突然倒台，使他深深感受到了政坛的风云变幻。不过，胡锦涛毕竟人在贵州，山高皇帝远，在向省委和副省级以上官员传达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后，胡锦涛并没有像有的省市那样，大张旗鼓地开展对胡耀邦的批判。他只是迟至五月二十八日才在贵州召开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面教育”的会议。贵州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搞好经济工作，搞好扶贫，抓好教育，一切没有随著政治风球的改变而改变。
团系统受到批胡耀邦的压力最大。贵州省团委书记叶小文为形势所逼，也准备在贵州的青年报刊上发表一篇批胡耀邦的文章。当他就此事向省委书记胡锦涛请示时，胡锦涛只是淡然地对他说：“算了！别赶这个浪潮吧。”叶小文遂打消了“批胡”的念头。这位在政治上保持正确的年轻人，后来被胡锦涛提拔为副部级的国务院宗教局局长。
胡锦涛在北京有一批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朋友。一九八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使其中的一些人受到牵连。其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刘再复，因为主张“人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而遭到中宣部点名批判，胡锦涛闻讯即打电话邀请刘再复到贵州来居住一段时间。刘再复因为有课题要研究而不能来黔，估胡锦涛的一番好意和开明，在国内社科界获得好评。
胡锦涛在贵州对“批胡”的所作所为，也有人打小报告给北京， 引起了反对派的关注。不久，北京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贵州，名曰考察工作，实际上是要找胡锦涛的把柄。他们虽然没有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但是仍然将胡锦涛的这些表现向中央和邓小平报告。没有想到，听到这个报告，邓小平的反应居然是说：“胡锦涛人品不错。”在当时的省市委书记当中，只有贵州的胡锦涛和天津的李瑞环对“批胡不积极”。而邓小平把这两个人记在了心里，认为他们人品好。
其实，邓小平心里对胡耀邦还是很有感情和印象很好的。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时，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胡耀邦这个人死得太可惜，太早了。耀邦这个人党性强，耿直，做傻事，但从不做坏事，是个难得之才。”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七月在中南海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老同志谈话时也说过：“一九八七年初那次中央政治局生活扩大会，对胡耀邦同志的批评就有过头的现象，一些同志把胡耀邦做得对的、好的、比较好的、政治局集体讨论过的事都批了，都指责在胡耀邦身上，这样一来，左的思潮、一些被否定的东西又泛起，什么党的决议、结论都忘得一乾二□。会前我和一些同志打过招呼，但是作用不大。可能是一种习惯，一说批右倾，劲就上来了。本来明明是“帮”、“交心“、“自我批评”，却变成了上网上线的批判、指责、乱扣帽子，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方面，我们大多数老同志有过切身的经历和感受。但是，我们自己也犯了这个通病。左的习惯意识在我们这一代是较深的，受影响的面是很大的。现在年轻一代干部也受到影响。要纠正、克服和避免，首先要认识什么叫左，以及左的危害和根源。”在反对胡耀邦的这场高层政治斗争中，王兆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他失去了“年轻接班人”的机会，而胡锦涛却在邓小平心目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未完待续）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是胡锦涛过得最不愉快的春节之一。被视为恩师的胡耀邦突然倒台，使他深深感受到了政坛的风云变幻。不过，胡锦涛毕竟人在贵州，山高皇帝远，在向省委和副省级以上官员传达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后，胡锦涛并没有像有的省市那样，大张旗鼓地开展对胡耀邦的批判。他只是迟至五月二十八日才在贵州召开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面教育”的会议。贵州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搞好经济工作，搞好扶贫，抓好教育，一切没有随著政治风球的改变而改变。
团系统受到批胡耀邦的压力最大。贵州省团委书记叶小文为形势所逼，也准备在贵州的青年报刊上发表一篇批胡耀邦的文章。当他就此事向省委书记胡锦涛请示时，胡锦涛只是淡然地对他说：“算了！别赶这个浪潮吧。”叶小文遂打消了“批胡”的念头。这位在政治上保持正确的年轻人，后来被胡锦涛提拔为副部级的国务院宗教局局长。
胡锦涛在北京有一批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朋友。一九八七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也使其中的一些人受到牵连。其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刘再复，因为主张“人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而遭到中宣部点名批判，胡锦涛闻讯即打电话邀请刘再复到贵州来居住一段时间。刘再复因为有课题要研究而不能来黔，估胡锦涛的一番好意和开明，在国内社科界获得好评。
胡锦涛在贵州对“批胡”的所作所为，也有人打小报告给北京， 引起了反对派的关注。不久，北京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贵州，名曰考察工作，实际上是要找胡锦涛的把柄。他们虽然没有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但是仍然将胡锦涛的这些表现向中央和邓小平报告。没有想到，听到这个报告，邓小平的反应居然是说：“胡锦涛人品不错。”在当时的省市委书记当中，只有贵州的胡锦涛和天津的李瑞环对“批胡不积极”。而邓小平把这两个人记在了心里，认为他们人品好。
其实，邓小平心里对胡耀邦还是很有感情和印象很好的。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巡时，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胡耀邦这个人死得太可惜，太早了。耀邦这个人党性强，耿直，做傻事，但从不做坏事，是个难得之才。”邓小平一九九二年七月在中南海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老同志谈话时也说过：“一九八七年初那次中央政治局生活扩大会，对胡耀邦同志的批评就有过头的现象，一些同志把胡耀邦做得对的、好的、比较好的、政治局集体讨论过的事都批了，都指责在胡耀邦身上，这样一来，左的思潮、一些被否定的东西又泛起，什么党的决议、结论都忘得一乾二□。会前我和一些同志打过招呼，但是作用不大。可能是一种习惯，一说批右倾，劲就上来了。本来明明是“帮”、“交心“、“自我批评”，却变成了上网上线的批判、指责、乱扣帽子，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方面，我们大多数老同志有过切身的经历和感受。但是，我们自己也犯了这个通病。左的习惯意识在我们这一代是较深的，受影响的面是很大的。现在年轻一代干部也受到影响。要纠正、克服和避免，首先要认识什么叫左，以及左的危害和根源。”在反对胡耀邦的这场高层政治斗争中，王兆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他失去了“年轻接班人”的机会，而胡锦涛却在邓小平心目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