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少华

说来惭愧，我是最近才实际接触王小波的。4月11日是他去世10周年的日子，报刊上有不少纪念文章。我流览了一些，这才从书橱里抽出他的两本杂文集，结果一看就放不下了，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埋怨自己：十多年来为什么眼珠只在日本的村上春树身上打转转，却一直没有看见本国同胞王小波呢？如果他还活著，我真想马上跑去北京，摸黑爬上让他觉得有失尊严的那座十七层住宅楼的六楼，哥儿俩好好聊聊。

我所以有此冲动，所以说哥儿俩，也是因为他和我有许多相同之处：同年出生，同年上初中，同年去干农活，同样经历“文革”，小时候同样不愿说话，上大学之前同样只读了七年书。不同的是我是1972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他是78年自己考上的。此外不同之处当然也有许许多多，最明显的是他不幸过早地去了那边，而我在这边写这篇东西。

但真正叫我感到相见恨晚和心生敬意的，主要是他讲真话。他说，“在‘真实’这个论域里，假如你让我说话，假如是，我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绝不乱说”。他还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不神圣——我们用的字眼是：真实、可信、完美，到此为止。”（《思维的乐趣》）实际上他的杂文也通篇是真话，有一句说一句，不说废话，更不说假话，真话是其文章的灵魂。真话辅之以幽默，是他为人为文最出彩和最动人的地方。他的有趣也好文体也好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也好与众不同的思路也好，相比之下，都还比较容易做到，而最难做到的是讲真话——不甘心俯首贴耳做“沉默的大多数”。中国任何时代都不缺少晓得什么是真话的人，缺少的只是把真话说出口的人。这是因为，社会上缺少鲁迅当年所说的供人讲真话的圆桌。而没有这样的圆桌，讲真话就格外需要勇气、良知和使命感，甚至要敢冒生死莫测的风险。相对于讲真话，王小波最讨厌的就是假正经、伪善和“精神复制品”。其突出表现就是讲假话、空话、套话，不讲真话。不过，王小波很少对这样做的具体某个人做道德评判，而把笔锋更多地指向了那张“圆桌”——为什么我们缺少那张“圆桌”？可以说，王小波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那张“圆桌”，哪怕缺一条腿的也好。那么他得到了么？王小波没有回答，他把这个疑问留给了我们。我想，说得绝对些，王小波的价值和意义大概就在这里。

偶尔我会这样想，假使王小波活到现在，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那张“圆桌”，因为现在正提倡“和谐”。前面说过，我是王小波的同龄人，各种政治口号听得多了，其中感觉最爽的就是时下的“和谐”二字。“和谐”自然包括“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只有允许不同才能实现王小波最为欣赏的罗素所说的作为幸福本源的“参差多态”。不言而喻，不同的声音多半是真话。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即意味那张供人讲真话的“圆桌”。否则，就不成其为“和谐”，而是单调了。单调又是王小波所不屑的。遗憾的是，王小波没有活到现在。

王小波还有一点叫我相见恨晚，那就是他对翻译的理解和推崇。他说他从来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文学上的“师承”得自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我的精神家园》）事实上他终生为之倾心的《情人》开头一段那句“我已经老了”也规定了其文体的基本走向。他不止一次强调“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不用说，他所指的翻译家是查良铮、王道乾、傅雷、汝龙等老一辈翻译家，绝不包括敝人这样业馀凑热闹的。可是我仍然为之欢欣鼓舞，就像在国外时一听见有人夸奖中国和中国人就跟著咧嘴傻笑一样。何况，大学这个行当言必称学术，称翻译也必称“译学”（翻译理论），而对于翻译实践一般是不正眼去看的，好比研究转基因工程的农学博导很难瞧得起实际在田间劳作的农民。

所以，我怀念和感谢王小波。讲真话，且推崇翻译，这样的人能找出第二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