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日本已逾两年，但东京对我而言还如同初来乍到时那样陌生。无论在人如潮涌的大街，还是在幽深僻静的小巷，每当我与那些长着黄发绿眼的白种男人相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分别多年的朋友——纽约人彼得。他是十多年前与我分别，从天津港乘船东渡日本的。这早是一条古老得失去了任何意义的信息。十年的光阴，早足以使一个人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从贫贱到富贵，从强健到羸弱，从君子到盗贼甚至从生到死。但十年的光阴，同样有可能使一切都保持原样，而不发生任何变化。
我与彼得是偶然相识的，时间大概是在88年的夏秋之际。那时我刚刚从国家图书馆调到文化部工作，暂时还借住在原单位位于魏公村附近的宿舍里。那天我在魏公村商场购物，巧遇不会中文的彼得为买一个三相的插座而憋得满头大汗。他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头，比比划划的动作显得蠢笨而滑稽。我为他解了围。他那张看不出是四五十还是十四五的脸上流露出真诚得有几份夸张的感激。出了门他跟我用英语攀谈起来，问我的职业和住所。那时我刚写过几个中短篇小说，更听说面对外国人，骄傲使人进步，谦虚反而使人落后，便大言不惭地说：“ 我嘛，是个作家。”自报家门为彼得的他，立即有了他乡遇故知的热情。他拉着我的手使劲地摇晃起来：“ 太巧了，我也是个作家。”我们互留了电话后就各走各路了。我当时想，他肯定跟我的想法一样：真他妈的，在哪儿都能碰上骗子。
这不过是生活中常遇的一个小插曲，我很快就忘了那天的一幕。不久的一天，我正坐在死气沉沉的机关办公室里发呆，女同事接了一个电话后大笑起来：“ 大概是个神经病，找驴找到国家机关了。”我没有在意，但不久我接了电话才知道，刚才要找的驴就是我。电话是彼得打来的。他不会中文，听不懂女同事的话，就急得只会叫我的姓：“ 吕！吕！”彼得很认真地告诉我，明天是周末，他要请我和他的另一个美国朋友吃饭。
彼得在北京的身份是外语学院的外教。我、他及在北方交大教书的另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北外的一个川菜馆里吃了饭。回到彼得在专家楼的宿舍，不知为何他和我聊起了酒，并大吹自己的酒量。我当年年轻气盛，自觉面对洋人无敌手，便说：“ 你说的酒是什么酒？你喝过二锅头吗？”彼得高兴地从墙角里摸出一瓶酒说：“ 我很喜欢二锅头的性格，那么我们又是知音了。来，边喝边聊。”两人喝完那瓶酒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晕乎了。我怕初次见面喝高了丢人，便说：“我回去了，还有事！你也睡会儿吧。”不料彼得说：“也快到点了，我三点要去电教室录像。”
以后的交往便自然频繁了起来，我对彼得的情况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大概五十多岁，纽约人，曾经是暴走族和吸毒者，未婚但曾跟一个女人同居多年，是不是当了父亲他本人也不祥，确实算是作家，出版过一本或两本童话，但彼得眼下最痴迷的是围棋，据他本人说自己是取得了业余段位的。我对围棋一窍不通，所以难辨真假，但彼得那真诚得有几份孩子气的眼神还是让我相信了他。他似乎读了许多关于围棋的书。有一天我们在一个新疆饭馆吃饭，他不无遗憾地提及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历史学教授的名字，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缠绕了很久的问题，估计只有此人可以解答，但自己怎么可能见到那么伟大的教授呢。我说：“此事不难，我帮你安排。我们中国的名人，别人可以不见，但像你这样的美国作家肯定是不会拒绝的。”他听不出话中的话，顿时像个得到了奶瓶的饿婴般咧嘴笑了起来：“你太好了，我真想象中国人过年那样给你磕个头。”我们如约去见了教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彼得的问题来自中国古文献：尧有子，名丹珠，善弈，他是从翻译成英语的中国文献里了解到这些的。他明白丹是红色，所以问题就出来了：围棋棋子色为黑白，尧为什么要给喜欢围棋的儿子取名红色？我觉得他简直是无理取闹。没料到教授也是个喜欢寻根刨底的人，他大叫：“提得好？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整整一个下午，教授都俯身在成摞的线装书中寻找答案。眼看天色将昏，年事已高的教授只得疲倦地说：“我才疏，等我能够解答的时候，我再写信通知你。”我和彼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因为难倒了史学名流而洋洋自得，不料他不住地叹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忙碌着翻译了一下午废话的怒火，被他孩子般真诚的失望一下子浇灭了。
第二年暑假，彼得约我同游西藏。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线索，说西藏是围棋的发源地。我工作虽闲却无自由身，当然无法践约。他便义无返顾地开始了千里单骑之旅。本来说好一个月，但三个半月后我才重新见到了狼狈的彼得：他因闯禁区被警察罚过，搭货车摔断过鼻梁骨，因弹尽粮绝卖掉了手提电脑，更为糟糕的是，因为耽误了课程，他已经被外院解聘了。此刻他在北京，连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彼得在我一个朋友的家里住了半月后，忽然对我说：“ 我要去日本了，因为日本也是围棋世界的超级大国。我要从天津坐船走，当年鉴真走的就是这条路。”我想说：“ 你别说得好听，你是太穷了。”但平日戏谑惯了的话，还是被我咽进了肚里。
我是个懒惰而乏常性的人。记得后来曾收到过几封彼得从日本寄给我的信，似乎有一次还有新写的童话的清样，但我都没有回过信。现在想想这样也好，我和他有诸多的不同，但都是心灵意义上的流浪者。如果我真能哪天在东京的大街上意外地碰上他，我们会像这十年就不曾存在一样，相互擂对方一拳，然后走进附近的一家酒馆。
我与彼得是偶然相识的，时间大概是在88年的夏秋之际。那时我刚刚从国家图书馆调到文化部工作，暂时还借住在原单位位于魏公村附近的宿舍里。那天我在魏公村商场购物，巧遇不会中文的彼得为买一个三相的插座而憋得满头大汗。他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头，比比划划的动作显得蠢笨而滑稽。我为他解了围。他那张看不出是四五十还是十四五的脸上流露出真诚得有几份夸张的感激。出了门他跟我用英语攀谈起来，问我的职业和住所。那时我刚写过几个中短篇小说，更听说面对外国人，骄傲使人进步，谦虚反而使人落后，便大言不惭地说：“ 我嘛，是个作家。”自报家门为彼得的他，立即有了他乡遇故知的热情。他拉着我的手使劲地摇晃起来：“ 太巧了，我也是个作家。”我们互留了电话后就各走各路了。我当时想，他肯定跟我的想法一样：真他妈的，在哪儿都能碰上骗子。
这不过是生活中常遇的一个小插曲，我很快就忘了那天的一幕。不久的一天，我正坐在死气沉沉的机关办公室里发呆，女同事接了一个电话后大笑起来：“ 大概是个神经病，找驴找到国家机关了。”我没有在意，但不久我接了电话才知道，刚才要找的驴就是我。电话是彼得打来的。他不会中文，听不懂女同事的话，就急得只会叫我的姓：“ 吕！吕！”彼得很认真地告诉我，明天是周末，他要请我和他的另一个美国朋友吃饭。
彼得在北京的身份是外语学院的外教。我、他及在北方交大教书的另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北外的一个川菜馆里吃了饭。回到彼得在专家楼的宿舍，不知为何他和我聊起了酒，并大吹自己的酒量。我当年年轻气盛，自觉面对洋人无敌手，便说：“ 你说的酒是什么酒？你喝过二锅头吗？”彼得高兴地从墙角里摸出一瓶酒说：“ 我很喜欢二锅头的性格，那么我们又是知音了。来，边喝边聊。”两人喝完那瓶酒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晕乎了。我怕初次见面喝高了丢人，便说：“我回去了，还有事！你也睡会儿吧。”不料彼得说：“也快到点了，我三点要去电教室录像。”
以后的交往便自然频繁了起来，我对彼得的情况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大概五十多岁，纽约人，曾经是暴走族和吸毒者，未婚但曾跟一个女人同居多年，是不是当了父亲他本人也不祥，确实算是作家，出版过一本或两本童话，但彼得眼下最痴迷的是围棋，据他本人说自己是取得了业余段位的。我对围棋一窍不通，所以难辨真假，但彼得那真诚得有几份孩子气的眼神还是让我相信了他。他似乎读了许多关于围棋的书。有一天我们在一个新疆饭馆吃饭，他不无遗憾地提及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历史学教授的名字，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缠绕了很久的问题，估计只有此人可以解答，但自己怎么可能见到那么伟大的教授呢。我说：“此事不难，我帮你安排。我们中国的名人，别人可以不见，但像你这样的美国作家肯定是不会拒绝的。”他听不出话中的话，顿时像个得到了奶瓶的饿婴般咧嘴笑了起来：“你太好了，我真想象中国人过年那样给你磕个头。”我们如约去见了教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彼得的问题来自中国古文献：尧有子，名丹珠，善弈，他是从翻译成英语的中国文献里了解到这些的。他明白丹是红色，所以问题就出来了：围棋棋子色为黑白，尧为什么要给喜欢围棋的儿子取名红色？我觉得他简直是无理取闹。没料到教授也是个喜欢寻根刨底的人，他大叫：“提得好？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整整一个下午，教授都俯身在成摞的线装书中寻找答案。眼看天色将昏，年事已高的教授只得疲倦地说：“我才疏，等我能够解答的时候，我再写信通知你。”我和彼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因为难倒了史学名流而洋洋自得，不料他不住地叹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忙碌着翻译了一下午废话的怒火，被他孩子般真诚的失望一下子浇灭了。
第二年暑假，彼得约我同游西藏。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线索，说西藏是围棋的发源地。我工作虽闲却无自由身，当然无法践约。他便义无返顾地开始了千里单骑之旅。本来说好一个月，但三个半月后我才重新见到了狼狈的彼得：他因闯禁区被警察罚过，搭货车摔断过鼻梁骨，因弹尽粮绝卖掉了手提电脑，更为糟糕的是，因为耽误了课程，他已经被外院解聘了。此刻他在北京，连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彼得在我一个朋友的家里住了半月后，忽然对我说：“ 我要去日本了，因为日本也是围棋世界的超级大国。我要从天津坐船走，当年鉴真走的就是这条路。”我想说：“ 你别说得好听，你是太穷了。”但平日戏谑惯了的话，还是被我咽进了肚里。
我是个懒惰而乏常性的人。记得后来曾收到过几封彼得从日本寄给我的信，似乎有一次还有新写的童话的清样，但我都没有回过信。现在想想这样也好，我和他有诸多的不同，但都是心灵意义上的流浪者。如果我真能哪天在东京的大街上意外地碰上他，我们会像这十年就不曾存在一样，相互擂对方一拳，然后走进附近的一家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