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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疫 / □ 严歌苓
日期: 04年01月1期
  最初于老头是乘“伏尔加”轿车进这扇大门的。那时大家还叫他于司令。但穗子见到的于老头,就是个常坐在大门口醒酒,指挥粪车上下坡,跟出入的娘姨瞎搭讪的醉汉。他犯了很多错误,全是风流错误。几年后他就留职察看了。就是说,他再犯一个错误,“作家协会”这个职务,他就彻底砸了。穗子当时还小,但她对“ 错误”和“罪过”心里已很有数。于老头再犯,也是错误,而她爸规规矩矩的,犯的确是罪过。
  大门的对面是梨花街。这一年,女叫花子萍子背着她半岁的儿子从梨花街走来,她令一大半时间做醉汉,一小半时间做诗人的于老头忽然变得柔肠寸断,风流多情。于老头没有老婆,他在胶东打游系时,最中意的一位相好叫日本人给杀了。那时候于老头腰间挎着驳壳枪,骑一匹大马,威风凛凛,人们都叫他“于司令”。于老头在打了胜仗之后,总是喜欢喝些土酒,写一点山东快书,所以战争胜利后他被提拔为了诗人,分配在了作家协会工作。现在女叫花子萍子就跟于老头相隔一条马路站着,正在旁边玩的穗子看见于老头走过去,给了叫花子一个烤山芋。萍子一面吃,一面给于老头媚笑了起来。
  于老头将萍子安置在了那座废弃的警察岗亭里,他抱了一床被子送了过来。被面上有“ XX招待所”的红字,以及烟头烧的洞眼,还有臭虫血迹。于老头住招待所时往往把招待所的东西打成行军包背走。他给萍子的脸盆、茶缸、手巾上,都印有招待所的红字。有的招待所不干了,说你一个厅局级高干,也不能揩国家的油呀。于老头就说,知道胶东有支歌吗:“ 太阳一出暖洋洋,于司令跨马打东洋”。不知道呀?那你可白吃一月二十七斤粮了。揩什么国家油?我于纯金一百三十八斤连肥带瘦,连五脏带板油都是国家的。
  萍子很少在岗亭里待,她喜欢晒太阳。于老头总是满脸喜色地和萍子聊天,他一面急于让萍子知道自己并非是个糟老头,一面兴致勃勃地看着萍子用雪白的乳房给儿子喂奶。这时候从那扇门里走出来了一个人,正是穗子的父亲。穗子爸胸上贴着个白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名。于老头喊:“那个谁,借个火。”穗子爸说:“我哪儿来的火?敢有火吗?”于老头虽然让酒精弄坏了一些脑筋,但穗子爸脸上那种嘲弄的神情他还是懂的。他说:“那你跑趟腿,到供销社给我买盒火柴去。”穗子爸说:“没看我拎着什么?”于老头说:“拎着球!”穗子爸说:“我拎着漆毛主席语录的红油漆。”于老头一听,忍住了下面的脏字,改口说:“那叫你女儿给我跑趟腿。”穗子接过一张五元钞票。于老头说:“ 买一盒火柴,找不开你先垫上,要不让他们赊我账。”一会儿穗子回来了,把一个镀铬的打火机和找的八角钱交给了于老头。
很快于老头就从被迫花去一笔巨款的仇恨中缓和了过来,因为萍子一哄不住孩子,他就“叭哒”一声按动打火机,火苗一冒,那孩子便把哭给忘了。这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孩子瞅着火苗,于老头瞅着孩子,萍子瞅着于老头。
  于老头和萍子的“过门”大约是两个星期之后。梨花街议论纷纷,有的说于老头腐化得没了边,竟将一个女叫花子整到屋里去了。有的说,也就是于老头,党里也算是个老家伙,换了别人,谁敢在大街上随便找快活?于老头当众绝不承认萍子是乞丐,他说这年头落难女子多的是。“ 落难女子”使萍子神秘起来,凄美起来。
  于老头自从有了萍子,创作的激情又回到了身上。他这一天将穗子爸叫到了“牛棚”门口,将一叠稿纸交给他,说:“看看,给咱提提意见,修改修改。”穗子爸说修改不了,于老头问为什么,穗子爸便说:“这你不知道,前一阵出现反动传单了,牛棚里不准有纸笔。”于老头于是给穗子爸弄了个“纸笔墨”特殊化……第二天于老头一早便冲到牛棚,如同当年突袭鬼子炮楼一样一把扭住了穗子爸:“ 我的诗呢?”穗子爸说:“ 别别别,你的诗就在那张长桌上呀。”于老头说:“放屁,我今早去厕所倒便盆,看见诗稿全当手纸了。”
  作践老革命于老头的作品,是反革命行为,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穗子爸受了惩罚,他被关了禁闭。穗子便再也看不见那个提着油漆桶四处刷毛主席语录的父亲了。
  一个可怕的消息传进了这座城市:有一百多个麻风病人一个多月前越过麻风村警戒线,悄悄地进入了这座城市。没过几天,一群身穿白大褂的人直奔于老头的屋而来。当时于老头恰好不在,他听到消息后飞奔回来,正看见萍子给人五花大绑地拖上了汽车,男孩的哭声破碎无比。他跌跌撞撞地跟在车后面跑着,嘴里喃喃地说:“好歹把孩子给我留下呀……”
  (素心缩编 沉强插图)
  载于《十月》二○○三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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