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山
虽然1951年日本的社会党也成为“社会民主党国际”成员，但既没有像德国、法国的社会党那样成为执政党，在主张上也与西欧的社会党存在分歧。尽管如此，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第三条道路”的观点，即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造论”以及“江田构想”。
江田三郎1907年生于冈山县的手工业家庭，年轻时热心马克思主义学说，1929年进入东京商科大学，1930年夏天因病回家休养时应邀参加农民运动，并在1931年退学加入全国大众党。多次被捕并被判刑，1943年为躲避军警的迫害到中国，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工务总署任水利治理监督，甚至接触过八路军。1946年4月回国后担任冈山县“日农”书记，同时加入社会党，积极参与农民运动。1950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1年社会党分裂后担任左派社会党的总务部长，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左右社会党统一后，江田三郎陆续担任农民部长、组织委员长、组织局长等职务，1960年当选为社会党书记长。
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杀死。13日，社会党召开第19届临时大会，决定江田代理委员长职务。在此次大会上江田三郎提出的题为《为取得大选胜利和党的发展》文件中首次出现“结构改造论”，即通过工人参与决策过程，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实“结构改造论”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不主张通过激进的手段颠覆资本主义，而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1955年该理论由日本共产党的佐藤升等人介绍到日本，社会党内以江田三郎为中心的少数人士也受其影响。由于第19届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悼念浅沼稻次郎，所以“结构改造论”没有引起争论，反而是全体一致地通过上述文件。
在其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社会党代理委员长江田三郎、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末广三党首电视讨论会上，柔软语调娓娓叙说、加上满头白发的潇洒，江田的风姿征服了许多观众，因而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22个增加到144个。江田三郎在1961年1月号的《月刊社会党》上撰文对“结构改造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不是停留在反对垄断资本提出的政策上，而是积极限制权力支配，进行要求转变政策的斗争”。1961年3月，江田三郎在社会党第20届大会上再次当选书记长，“结构改造论”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不仅党员异常关心，大众媒体也给予大幅报道。但这一观点遭到党内主流派的批判，社会党主要支持团体——“总评”议长太田熏也提出七点疑问。尽管在1962年1月举行的第21届社会党大会上江田三郎再次当选为书记长，但大会决定“结构改造论”“不会作为战略路线立即成为党的基本方针”。
1962年7月，江田三郎在全国地方组织召集人会议上发表“江田构想”，即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结果进一步遭到党内左派的激烈批判，认为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可”。在同年11月召开的第22届党大会上，以232票对21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批判“江田构想”的决议案——《关于强化党领导体制的决议》，江田愤而辞去书记长的职务。
尽管江田在1968年再次担任书记长，但在党内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70年代以后江田再三提倡社会、公明、民社三党的联合，但遭到党内的冷遇和嘲讽，甚至在党的大会上受到集体攻击。失望之极的江田被迫在1977年3月脱离社会党，准备参加当年举行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并组织“社会市民联合”。出征未捷身先死，同年5月不幸去世，其遗书《以新政治为目标——我的信条与心情》以王维的诗“花枝欲动春风寒”结尾。其子江田五月继承其遗志，在1978年3月组成追求“自由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民主联合”，其重要成员有后来的桥本龙太郎内阁的厚生大臣、民主党党首菅直人等。
社会党没有接受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造论”一方面是该党在组织上的局限性，即过于依赖“总评”工会。“总评”的下属工会组织大多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国营以及公营企业的工人组成，例如日本地方政府职员工会（简称“自治劳”）、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全国电信电话工会（简称“全电通”）、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简称“国劳”）、日本邮政工会（简称“全递”）等。比起民间大企业的工人来，不仅工资较低，而且其雇主是政府部门，所以难以产生民间大企业那种劳资一体的感觉，因而政治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往往积极进行政治斗争。正因如此，在5、60年代的群众性运动中，“总评”与社会党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社会党被称作“总评”的政治部。直到80年代，社会党70%的党员是工会会员，来自“总评”工会的众议员占总数的54%，参议员的比例是63%。正因如此，在党员以及各级议会候选人的补充、政治资金的募集、选举时的集票活动、大众运动时的组织者均严重依赖“总评”工会，结果难以扩大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结构改造论”没有成为社会党的指导性理论与党内派系、人事有关。早在战前的30年代，领导农民运动的著名人物有“东日本佐佐木更三、西日本江田三郎”，成为其后两人宿命性对立的渊源。尽管两人均为社会党内的左派，但佐佐木不甘心比自己年轻七岁的江田提前成为社会党领导人，因而比起理论方面的分歧来，个人感情更成为抗争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佐佐木派的干扰，尽管在第21届社会党大会上江田以326票对260票的结果击败佐佐木第三次当选为书记长，但“结构改造论”基本遭到否决。在1962年11月的社会党第22届大会上，同属“结构改造派”的成田知巳当选为社会党书记长，江田也成为党的组织局长，但佐佐木逐渐掌握了党内的主导权。1965年5月，佐佐木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并在此后的两次委员长选举中击败江田。尽管1968年出现了成田知巳委员长、江田书记长的党领导机构，但此时的成田已经成为党内主流佐佐木派的成员。1970年11月，江田第三次竞选委员长职务败北，自此以后在党内失去影响力。
正是由于没有采取“结构改造论”的路线，因而限制了社会党组织规模及其支持力量的扩大，难以适应迅速工业化带来的多元化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不满“总评”左倾路线的“海员工会”、“纤维同盟”等右翼工会组织在1952年退出“总评”，并在1964年成立了与“总评”相对抗的、以民间大企业为中心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同盟”），在政治态度上支持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另一方面，随著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工薪劳动者，参加工会的工人也从1949年的666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247万人。但作为城市型政党，社会党并没有将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因而在选民人数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中期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未能扩大自己的支持者，反而在众议院的议席占有率也从1960年的30.8%下降到1976年的24.3%，结果离执政的目标越来越远。
与时俱进，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