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有两位文化立场截然相反的人，对现代化及其“利器”的态度却相当接近。一位是著名的鲁迅。他于清末在日本留学时期写的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思想精神救国论，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是“ 首在立人”，即首先教育和养成现代的、文明的、个性的国民，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建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如果不先做这种工作，而是急切引进西方的立宪国会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商估制造”为代表的物质文明，那就是舍本逐末，一盘散沙和愚昧落后的国民充斥的国家，只能永远是“沙聚之邦”，不会走向强大和文明。
另一位则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辜鸿铭出生于南洋，从小到英国留学，回国后担任晚清著名的“洋务派”要员张之洞的幕僚，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婚在东洋”，清朝灭亡后他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好发奇谈怪论，脑袋后保留着辫子。辜鸿铭是政治上的保皇派和文化上的保守派，有很多言论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其人也被认为是“怪杰”。其实，把文化保守主义的大帽子戴在辜鸿铭头上，今天看来，未必完全合适。比如，人们一般认为辜鸿铭强烈反对西方，而实际上作为对西方文化有精深了解、英语好于汉语的人，辜鸿铭反对的只是工业的、商业的特别是以殖民者的狂妄和浅薄凌驾和欺侮中国的西方；人们认为辜鸿铭反对西方文明和现代化，但他说“我讨厌的东西不是西方现代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点”。他一再声称西方现代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值得称道，但任何文明的基础是道德，如果背离了道德、缺失道德，一味享用和滥用现代文明的“利器”，就会导致比没有这类“利器”时更大的灾难。
如此看来，鲁迅强调国民思想精神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辜鸿铭强调文明的道德基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首先解决好了这样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现代化利器”的使用才是可能和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或接近之处。如果联系一下当代现实，我感到，这些“老夫子”的思考和言论，仍不失警世作用，发“思古之幽情”，还是有点价值和好处的。
现代化利器的滥用给世界和人类造成的灾难，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写作的应征论文中还是一种逻辑描述，在近代世界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不过这类“反现代性”的巨大话题姑且不论，还是看看鲁迅生前无比关注的、咱们置身其中的中国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迅速提升，作为现代化利器之一的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多，近年来又出现了私人购车潮。一时间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公家车私家车出租车多如过江之鲫，外国车中国车万象争辉，好一派车国风光！可是问题也来了。不说交通堵塞尾气污染噪音刺耳，单说那开车的人，文明素质高的固然有，但素质差文明低胆子大不怕死的，也着实不少。尽管交通规则越来越严密，可如果没有监视器和交通警察在场，什么红绿灯斑马线人行道，总有汽车眼中无人昂然飞过。一位定居国外的朋友告诉我，她在那里学开车时，不仅交费高，学时长，而且几乎所有的规则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都要车让人。可中国的不少开车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和有一定身份权势的驾车者，从无车让人的意识，几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都用各种法子“压迫”和挤兑着行人，用急促的喇叭催你，用车身擦你，用速度抢你，用泥水溅你，用脏话骂你，你猛然受惊或狼狈不堪时，他则一脸的得意或鄙夷，甚至让你付出伤残和生命的代价。交通事故和由此导致的伤残死亡人数，几千万人口的一个省与上亿人口的日本相差无几，而车的数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道路上部分车辆的飞扬跋扈，使一个在国外生活多年的朋友刚回国时不敢上街过路，乘坐出租车和巴士时经常心惊胆战，由此，他感慨地说，高速度的汽车让没有人道精神的人驾驶，现代化的东西放到没有文明意识的人手中，真是太可怕了。
这与鲁迅和辜鸿铭的话语几乎不谋而合。其实，岂止是汽车，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利器，其带给人类和世界的是善还是恶，是福还是祸，是利大还是弊大，都决定于由什么样的人掌握和使用，以及对它们的态度和认识的问题。想想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越发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那些20世纪中国激进的或保守的“夫子自道”，恐怕真的是“警世恒言”。
另一位则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辜鸿铭出生于南洋，从小到英国留学，回国后担任晚清著名的“洋务派”要员张之洞的幕僚，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婚在东洋”，清朝灭亡后他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好发奇谈怪论，脑袋后保留着辫子。辜鸿铭是政治上的保皇派和文化上的保守派，有很多言论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其人也被认为是“怪杰”。其实，把文化保守主义的大帽子戴在辜鸿铭头上，今天看来，未必完全合适。比如，人们一般认为辜鸿铭强烈反对西方，而实际上作为对西方文化有精深了解、英语好于汉语的人，辜鸿铭反对的只是工业的、商业的特别是以殖民者的狂妄和浅薄凌驾和欺侮中国的西方；人们认为辜鸿铭反对西方文明和现代化，但他说“我讨厌的东西不是西方现代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一点”。他一再声称西方现代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值得称道，但任何文明的基础是道德，如果背离了道德、缺失道德，一味享用和滥用现代文明的“利器”，就会导致比没有这类“利器”时更大的灾难。
如此看来，鲁迅强调国民思想精神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辜鸿铭强调文明的道德基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首先解决好了这样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创建和“现代化利器”的使用才是可能和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或接近之处。如果联系一下当代现实，我感到，这些“老夫子”的思考和言论，仍不失警世作用，发“思古之幽情”，还是有点价值和好处的。
现代化利器的滥用给世界和人类造成的灾难，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写作的应征论文中还是一种逻辑描述，在近代世界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不过这类“反现代性”的巨大话题姑且不论，还是看看鲁迅生前无比关注的、咱们置身其中的中国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迅速提升，作为现代化利器之一的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多，近年来又出现了私人购车潮。一时间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公家车私家车出租车多如过江之鲫，外国车中国车万象争辉，好一派车国风光！可是问题也来了。不说交通堵塞尾气污染噪音刺耳，单说那开车的人，文明素质高的固然有，但素质差文明低胆子大不怕死的，也着实不少。尽管交通规则越来越严密，可如果没有监视器和交通警察在场，什么红绿灯斑马线人行道，总有汽车眼中无人昂然飞过。一位定居国外的朋友告诉我，她在那里学开车时，不仅交费高，学时长，而且几乎所有的规则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都要车让人。可中国的不少开车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和有一定身份权势的驾车者，从无车让人的意识，几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都用各种法子“压迫”和挤兑着行人，用急促的喇叭催你，用车身擦你，用速度抢你，用泥水溅你，用脏话骂你，你猛然受惊或狼狈不堪时，他则一脸的得意或鄙夷，甚至让你付出伤残和生命的代价。交通事故和由此导致的伤残死亡人数，几千万人口的一个省与上亿人口的日本相差无几，而车的数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道路上部分车辆的飞扬跋扈，使一个在国外生活多年的朋友刚回国时不敢上街过路，乘坐出租车和巴士时经常心惊胆战，由此，他感慨地说，高速度的汽车让没有人道精神的人驾驶，现代化的东西放到没有文明意识的人手中，真是太可怕了。
这与鲁迅和辜鸿铭的话语几乎不谋而合。其实，岂止是汽车，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利器，其带给人类和世界的是善还是恶，是福还是祸，是利大还是弊大，都决定于由什么样的人掌握和使用，以及对它们的态度和认识的问题。想想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越发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那些20世纪中国激进的或保守的“夫子自道”，恐怕真的是“警世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