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Berkeley）分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用中文教中国当代诗歌。三十来个学生多是华人子女，仅四五个美国人，都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据说伯克利分校亚裔已超过一半，而华人又占亚裔中的大多数。我这些年一直在英文的漩涡中挣扎，这回改用母语教书，踏实多了，像在浴缸泡澡。
我每周开车去伯克利两趟，课集中在周二周四。去时顺，回来因高峰时间堵车，倦意袭来，我掐大腿拧耳朵都无济於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
伯克利校园西门总是热闹非凡。一路排开各种摊位，从环保宣传到反战呼吁，从学生会竞选到同性恋团体摇旗呐喊。大门外临街处，每天都有个瘦小枯乾的中国人，像个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访者。他站在凳子上，搂著个糊满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头支架，声嘶力竭地用英文重复叫喊：“ Happy O Happy！”细听下去，让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办奥运会，故伯克利理应多用中文授课。常有个美国流浪汉跟著凑热闹，指 子破口大骂。但“ 上访者”骂不还口，继续为幸福呼喊。要说这类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带，以上岁数的白人为主，或演讲或唱歌或自说自话。在我们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几乎每天有两个老头，用类似智力游戏的圈套把旁观者卷进去，乐此不疲。我估摸，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後果，那些在新时代找不著北的人无所适从，最後疯了。
美国政治主流总体来说是温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种激进的传统，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学生运动即是证明。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美国随著战後国家秩序的重建而进一步体制化，使年轻人在物化世界的压力下寻找内心资源。而大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费上学的二战老兵，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课外活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内心骚动开始向外寻找出路。矛头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视，示威者们冲击旧金山的大百货公司，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场波及全美国的人权运动开始了。
一九六四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言论自由运动的组织（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个原伯克利学生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拒绝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离开，被校警逮捕。於是上百名学生包围了警车，双方 持到第二天晚上，温伯格被困在警车里长达三十二个小时。最後校方和SFM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主修哲学的学生马瑞奥．萨维欧（Mario Savio）作为SFM的发言人，站在警车顶上让示威者“平静地站起来，有尊严地回家”。
不久，由於校方勒令SFM的 袖停课而导致新的冲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号召下，上千名学生涌进行政大楼静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长命令清场，六百名警察把学生一一抬出来。接著SFM号召罢课。十二月七日，校长在全校和解大会的讲话後，学生 袖萨维欧冲向讲台要求发言时被校警拦住并架走。第二天，校方放弃了严禁集会结社的禁令，SFM赢了这一仗。
造反运动开始从校园转向社会。作为电视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用这种媒体。比如他们的集会通过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深入人心，而杰克．温伯格那句的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 one over thirty），也是通过电视广播而家喻户晓的。
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出兵越南。反战把伯克利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示威者们涌向奥克兰（Oakland）军事基地，要给那些即将上前线的官兵上课。与此同时，黑人运动从南方农村向全国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
与政治对抗相伴随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轻人提出用“ 性、大麻和摇滚乐”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这无疑与诗歌的影响有关。自五十年代起，旧金山就成了垮掉一代的大本营，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邓肯和克鲁亚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还是在伯克利相识的，那时斯耐德是伯克利东亚系日本文学研究生。
由学生积极分子、露宿街头的嬉皮士和黑豹党成员共享的 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园。这块属於加州大学的空地，临时用作停车场。一九六九年春，一份当地最有影响的学生报纸，号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类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园四周被拦了起来。响应学生 袖号召，大家出发去占 公园。冲突中，一个围观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上百人受伤。当时的州长里根宣布在伯克利戒严。五月三十日，大约两万五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和平集会。那更像狂欢节，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枪口上。我在一部记录片中，看见蓄著大胡子的金斯堡在那游行队伍中。
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义者创建了一系列免费服务项目，造福於社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费诊所（Free Clinic），一直持续至今。人民公园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如今成了流浪汉的栖息之地。
进入七十年代，造反运动开始退潮。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毕业後成家立业，重新加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 性、大麻和摇滚乐”所代表的是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波西米亚式的反抗，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後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於今天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形象，都带有六十年代经历的痕迹，融合了波西米亚人生活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里是相当保守的。当钟摆朝激进一方摆动时，它将会成为未来反叛的目标。
我每周开车去伯克利两趟，课集中在周二周四。去时顺，回来因高峰时间堵车，倦意袭来，我掐大腿拧耳朵都无济於事，只好高唱革命歌曲。
伯克利校园西门总是热闹非凡。一路排开各种摊位，从环保宣传到反战呼吁，从学生会竞选到同性恋团体摇旗呐喊。大门外临街处，每天都有个瘦小枯乾的中国人，像个北京七十年代的上访者。他站在凳子上，搂著个糊满莫名其妙的中文字的木头支架，声嘶力竭地用英文重复叫喊：“ Happy O Happy！”细听下去，让他如此幸福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主办奥运会，故伯克利理应多用中文授课。常有个美国流浪汉跟著凑热闹，指 子破口大骂。但“ 上访者”骂不还口，继续为幸福呼喊。要说这类怪人多了，都集中在那一带，以上岁数的白人为主，或演讲或唱歌或自说自话。在我们办公楼前的草坪上，几乎每天有两个老头，用类似智力游戏的圈套把旁观者卷进去，乐此不疲。我估摸，这是六十年代造反的後果，那些在新时代找不著北的人无所适从，最後疯了。
美国政治主流总体来说是温和保守的，但也另有一种激进的传统，六十年代伯克利的学生运动即是证明。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美国随著战後国家秩序的重建而进一步体制化，使年轻人在物化世界的压力下寻找内心资源。而大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取代了免费上学的二战老兵，他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课外活动，关注社会与政治，内心骚动开始向外寻找出路。矛头最先指向的是工作歧视，示威者们冲击旧金山的大百货公司，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场波及全美国的人权运动开始了。
一九六四年秋，不顾校方严禁政治结社的规定，一个名叫言论自由运动的组织（SFM）在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十月一日，一个原伯克利学生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拒绝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离开，被校警逮捕。於是上百名学生包围了警车，双方 持到第二天晚上，温伯格被困在警车里长达三十二个小时。最後校方和SFM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主修哲学的学生马瑞奥．萨维欧（Mario Savio）作为SFM的发言人，站在警车顶上让示威者“平静地站起来，有尊严地回家”。
不久，由於校方勒令SFM的 袖停课而导致新的冲突。十二月二日，在SFM的号召下，上千名学生涌进行政大楼静坐。第二天下午加州州长命令清场，六百名警察把学生一一抬出来。接著SFM号召罢课。十二月七日，校长在全校和解大会的讲话後，学生 袖萨维欧冲向讲台要求发言时被校警拦住并架走。第二天，校方放弃了严禁集会结社的禁令，SFM赢了这一仗。
造反运动开始从校园转向社会。作为电视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懂得如何用这种媒体。比如他们的集会通过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深入人心，而杰克．温伯格那句的名言“绝不信任三十岁以上的人”（Never trust any one over thirty），也是通过电视广播而家喻户晓的。
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总统决定出兵越南。反战把伯克利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示威者们涌向奥克兰（Oakland）军事基地，要给那些即将上前线的官兵上课。与此同时，黑人运动从南方农村向全国大城市蔓延。一九六六年，“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伯克利附近成立，提出暴力革命的主张。
与政治对抗相伴随的是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反叛。有些年轻人提出用“ 性、大麻和摇滚乐”代替革命，由此形成的嬉皮运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这无疑与诗歌的影响有关。自五十年代起，旧金山就成了垮掉一代的大本营，包括金斯堡、斯耐德、邓肯和克鲁亚克等人。金斯堡和斯耐德还是在伯克利相识的，那时斯耐德是伯克利东亚系日本文学研究生。
由学生积极分子、露宿街头的嬉皮士和黑豹党成员共享的 地中，最著名的是人民公园。这块属於加州大学的空地，临时用作停车场。一九六九年春，一份当地最有影响的学生报纸，号召把它建成西方世界的文化政治的另类中心。五月十五日凌晨，人民公园四周被拦了起来。响应学生 袖号召，大家出发去占 公园。冲突中，一个围观者被警察开枪打死，上百人受伤。当时的州长里根宣布在伯克利戒严。五月三十日，大约两万五千人参加了盛大的和平集会。那更像狂欢节，大家唱歌跳舞抽大麻，把鲜花插在士兵的枪口上。我在一部记录片中，看见蓄著大胡子的金斯堡在那游行队伍中。
那年夏天，一些理想主义者创建了一系列免费服务项目，造福於社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免费诊所（Free Clinic），一直持续至今。人民公园一案多年悬而未决，如今成了流浪汉的栖息之地。
进入七十年代，造反运动开始退潮。大多数学生积极分子毕业後成家立业，重新加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 性、大麻和摇滚乐”所代表的是一种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波西米亚式的反抗，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後的西方主流文化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多元文化等。以至於今天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形象，都带有六十年代经历的痕迹，融合了波西米亚人生活的风格与品味。这种只有六十年代形式而缺乏六十年代精神的整合，骨子里是相当保守的。当钟摆朝激进一方摆动时，它将会成为未来反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