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林阳吉
这话很符合胡适宽厚的性格，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位小说家的偏爱。作为大学教师，沈从文当初显然并不合格，就连他的妻妹张允和晚年都说“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沈从文显然还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这也与他的性格有关。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十分害羞，这样的性格并不妨碍他写作，但作为教师，显然并不十分合适。
一年后，沈从文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年来在中公不至为人赶走，无非先生原因。现在觉得教书又开始无自信了，所以决计在数日内仍迁上海，暑期也不敢教下去了……”
好在胡适的宽容与鼓励，使他挺住了，并坚持了下来。
沈从文先生爱湖南，爱湘西。他太爱湘西人了，这爱，进入了他的骨髓。沈先生那强烈的情感，表现在《边城》里。让我感觉得却“触摸”不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知道，这是我愚钝的原因，似沈先生这样一个真诚的人，别人能从其文中得到的一切，我却只能得其彷佛，看不清究竟。
在《边城》里，沈从文的爱不仅于山川景色、风俗民生。他肯定生命，肯定人性的美丽，肯定生活的追求。
站在维护和发扬人性的立场上，通常要对人性的丑恶、残忍、自私、麻木痛加鞭笞，严厉斥责。然而我感觉沈从文并没有怎样地血脉喷张，他总是把激情藏得深深，平静地述说著世间万象，近乎春秋笔法。他彷佛在尽力地维护著什么，精心地呵护著什么。也许，他是不愿意破坏内心一种宁静，一种审美姿态。大概他太热爱人性的美了，即便是批判与谴责的时候，仍不时地回顾著锺爱的东西。不是吗？河滩上那些粗野的船夫，吊脚楼中那些下等的妓女，在他看来，也都有一些美好的内在。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来到了湘西。刚刚进入湘西，尚未到达凤凰，就使人感觉到了清新的气息，树，逐渐地挺拔，山，逐渐地苍翠，水，逐渐地清澈晶莹，真是无水不清，就连梯田里浅浅的一汪水，都能清楚地看到稻根和贴著泥土游动的鱼苗。
接近凤凰，经过一个农村集市。汉苗杂处的人群熙熙攘攘，丰富的产品，鲜艳的衣裳。人头攒动中，居然听不到多少高声的叫卖，摊贩悠然地等待著顾客，赶集的乡民也不急于购进所需，更有闲来无事的人，当街而坐，不避车马。所有人混杂一片，却俨然形成—个整体，于风景清丽的山乡间，将人间烟火演示得淋漓尽致。来到凤凰县城，一片白墙黑瓦的建筑，高低错落，一条宛若碧玉的沱江，穿城而过，沱江两岸密麻麻的吊脚楼和那座横跨江上的虹桥风雨楼，顿时将人的魂魄都摄了去。行走在老街里，脚下是石板路，两边是旧房屋，不经意间转个弯来就是闹市，再一转，便进入了静悄悄的住宅区域。小小的一座城，竟能让你出世复入世地随意转换。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得到胡适的帮助不仅仅在教学上，胡适给他的另一个大礼物是在爱情上的全力支持。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胡适，也许根本就没有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文学史上也就少了一段佳话。沈从文在中国公学那次令他终生难忘的尴尬经历，却使他发现了一个使他动心的女人。
当时他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却在台下人群中捕捉到一双善良的目光，那就是张兆和的目光。当时张兆和只有十八岁，刚从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是公认的校花，因皮肤有些黑，沈从文私下称她“黑凤”。于是穷追不舍，几年中给张写了无数情书，但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绝望之馀沈从文一度甚至表示要自杀。
沈、张之恋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张兆和不得不带著沈写给她的情书找到胡适，请求胡适的帮助。然而这位开明的校长，不仅没有摆出道学家的面孔，反而认为这个师生恋很有意思，鼓励他们交往下去，甚至还在张兆和面前把沈从文大大地吹捧了一番。
这在张的日记中可以得到证实。沈当时给张的同学和朋友王华莲信中这样写道，“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作。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我还想当真去打一仗死了，省得把纠葛永远不清。”
张兆和的拒绝使沈从文痛苦不已，绝望中，他对胡适说，如果没有结果，他只好远走他乡，胡适让他不要急于走，他来想想办法。
所以张兆和来时，胡适已经知道了两人之间的事。当著张的面，胡适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人。”
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
他说，沈从文崇拜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了，可是张兆和对此并不买帐，张说：“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却回答：“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虽然胡适一直帮沈从文说话，但张兆和坚持不为所动，因为说这样话的人太多，她无法一一应付，简直无法读书。以张的个性，当时就要退回沈的全部书信，是胡适劝阻了这件事，让她先存放著，和沈交往交往再说。还说如果家庭方面有问题，他可以出面解决。可以说，沈、张二人后来之所以能发展下去，胡适功不可没。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的意外收获。
1930年5月，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同年九月，沈从文也辞去了教职，不久，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之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大校长王世杰也是现代评论派的人、胡适的朋友，所以在胡适和陈源的推荐下，沈从文顺利地到了武大。
虽然是第二次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对教学仍然不够自信，但为了生计又不得不接受教职。经过一番犹豫，最终沈从文还是到了珞珈山。
在珞珈山时，他最好的朋友便是陈源和凌叔华。他业馀的消遣便是到凌叔华家看画，或者到古旧书店买字帖玩。珞珈山的教学风气当时还是十分守旧。沈从文在珞珈山的生活显然并不快乐，时刻想走，所以1931年1月寒假一到便离开武汉，到上海与张兆和会合。
这时，他与张兆和的恋爱还没有结果，他觉得，“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
他把这种状态归罪于他的教育：“我近来常常想，我已经快三十了，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希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虽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遗忘……。”
1930年6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文纳贤才，聘请闻一多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同时聘请的还有游国恩、洪森、李达、童第周、老舍、孙大雨、陈梦家等一大批教授。其中不少是新月同人，同年九月，应杨振声之约，沈从文也到青岛大学任教。
杨振声是胡适的学生，非常尊敬老师胡适。沈从文到青大，显然是胡适和徐志摩向杨大力推荐的结果。
此时的沈从文正是而立之年，在国文系担任讲师，月薪一百元，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这已是沈从文第三次登上大学讲台，显然他已经适应了大学工作，开始有了几分自信。听说著名小说家沈从文来校上课，学生十分踊跃。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沈从文已经能应付自如，课讲得自然生动。除了上课，还指导学生写作，帮学生修改文章。在青大两年时间，因为气候好：心情舒畅，基本上做到了教学写作两不误。他自己说：“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
在青岛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有了结果；1932年夏，沈利用暑假时间去苏州看望张兆和，特地绕道上海，请巴金替他挑选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到苏州时，张兆和只收下了《父与子》和《猎人日记》两本书。
沈从文到张府拜访，张父与沈从文相谈甚欢，对沈从文为人十分欣赏。张父是个开明的人，声称只要女儿同意，他并不反对这门亲事。事实上等于默认了两人的婚事。这让沈从文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临回校前，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儿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2年底，经过三年九个月的马拉松之恋，终于有了结果。张父同意了两人婚事，张允和和张兆和一起到邮局按事先约好的给沈从文发报，张允和发的电报只有一个字“允”。
张兆和的电报更有意思：“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从文收到电报后欣喜若狂。1933年初，沈张二人终于订婚，不久同去青岛。张兆和到青大图书馆从事英文编目工作。同年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结婚。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新房里只有梁思成夫妇送的一床锦缎百子图被罩。
1933年夏，杨振声辞去青大校长职务，不久沈从文也辞职去了北平，寄居在杨振声家，跟杨一起编写教育部委托的中小学教科书。
1935年，沈从文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边城》。
在《边城》里，站在酉河边上，看著来往的舟楫，我忽然感觉到了沈从文的真。这“真”不独是沈从文的，更是湘西的。湘西的一切都来得太真实了，她把她的美丽，连同不尽人意的地方，全部呈现到你眼前，不做丝毫的保留。美，就美丽得让人揪心。这里和江浙不同，不很讲究韵致，即便是烟雨蒙蒙，也不过是构成了另一幅美景。这点还真像苏绣和湘绣的区别，湘西绝不追求细细密密，也不刻意隐藏针脚，只把她的大胆的图案和触目的色彩，一股脑儿地交代出来。沈从文又何尝不是这样？他笔下如实描绘的山川人物，多么地平实，多么地直接。这样能让我更加认识到沈从文：认识到他的“真”。到了湘西，我甚至能感觉到，那个“乡下人”在大都市里自卑的同时，其实也存在著自傲，因为他有他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