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不难看出，本文标题是对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模仿。当下中国正处於“非典”肆虐的灾难时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 没有硝烟的战争”和“ 国难”面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表现出的人性、道德与行为，可谓天差地别。从中央公布对北京市和卫生部高官进行处理和免职到现在，媒体不断披露一些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欺上瞒下被撤职处分的报道，新华社五月三日就报道了重庆 梁县、河南林州、江西龙南县包括卫生院长在内的官员受到查处的消息，此前还有湖南长沙市卫生防疫部门的干部被免职、河北省某县林业局一副局长利用“非典”进行敲诈被免职；某些厂商药店趁机哄抬物¤囤积居奇，甚至有民办医院趁机制售假药，劣质口罩和伪劣防护服不断流进市场，在商场门前和街头叫卖劣质口罩的小贩一度多如过江之鲫；一些歹徒冒充“非典”病人抢劫货物或者干其他非法勾当，个别宵小之徒制造和散布谣言……但更多的中国人，却流露和表现出人性的光辉与道德的崇高：院士和医生以良知和正义挺身而出，披露并批 “已经有效控制”的谎言并始终奋战於治疗“ 非典”病人最前线，全国数百位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中被感染，三人不幸死亡，但他们没有退缩，主动请缨、前赴後继地恪尽职守，抗击病魔，拯救生命，将一己之生死置於度外，尽显职业道德的神圣和人性与英雄的本色。还有一些普通人，如北京某珠宝公司王女士，把公司业务交给别人打理，把七岁孩子和年迈父亲交给家中保姆，自己到“ 非典”医院为护士服务，同样表现出人性与道德的圣洁和高尚。
可以说，在每一次自然和人类的灾难面前，不同时代和国家的国民，几乎都表现出如此泾渭分明的人性和道德，这已然成为人类历史中的“ 共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处於民族危难之№，鲁迅先生愤然看到关外已沦陷，那里的人民在受难，义勇军在苦战，而暂时安宁的大上海依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有感於此，他在为东北作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序言中，发出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的感慨。
这句著名的的话语道出了现实的情形和鲁迅的心绪，但这句话的发明者却不是鲁迅，在序言中，鲁迅开首就说明此话来自当时的苏联作家爱伦堡，自己只是藉用“ 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和文学家”。之後，他说，“ 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著，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夥伴的渔夫悄然沉浸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爱伦堡的这段话出自他的文章《最後的拜占庭人》，说的是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欧洲社会的情形。不过，这种“双向”性现象不惟当时的法国社会独有，此类“话语句型”也不是爱伦堡独创。卡尔．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曾引用了当时两位目击者对巴黎公社失败後巴黎的文字描述。一位是英国记者，他这样写到：“远处还响著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拉雪兹神甫墓地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六千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躅；街上到处追逐著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轰击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音荫大道上无聊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嚣声从大饭店的特别间中传出去，打破深夜的宁静！”
另一位是当时法国的政论家爱威尔，他如此记述：於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的泥坑里去了。——alibiet vulnera ali baineaepopina 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宴席)。
这两段被马克思引用的话语所描述的现象和“句型结构”，其实也不是独创而是有所依凭，特别是第二段话语里将当时的巴黎比喻为罗马，其中包含著历史内涵。如果推本溯源，进行话语还原和考据，我以为，从苏俄时代的爱伦堡，到十九世纪的记者、政论家和马克思，在欧洲知识分子思想里和著述中反覆出现的上述话语，都来源於古罗马著名的史学家塔西陀声誉卓著又影响深远的著作《历史》。在该书第三卷第八十三章中，叙述两位罗马统帅──安托尼乌斯和维提里乌斯的军队大战罗马时，塔西陀写到：“城市到处可以看到可怕而又可憎恶的景象。这里在进行战斗和负伤流血，那里的浴场和酒馆却还在开门营业；这边是鲜血和大堆的尸首，那边却是妓女和她们同样堕落的人；这里有在放荡的承平时代人们可以遇到的一切放纵和淫行，还有在最野蛮的征服中人们可以犯下的各种罪行，因此人们就很可能会相信，这座城市既愤怒到疯狂的程度，同时又沉醉在欢乐之中……”
由此可见，塔西陀是对那种“ 双向背反”的社会现象最早予以描绘的人，也是这种“ 话语句型”的始作俑者。他的描述和话语说明欧洲和西方历史上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时，社会和人群往往善恶并存的残绘现实。其实，何止是欧洲和西方，在中国历史上，唐代诗人杜牧就写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後庭花”的名句，与塔西陀和其後的西方知识者的“话语句型”异曲同工，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旁徵博引，从现代说到古代，以说明“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现象在中国的普遍性。
“ 非典”袭来、“ 国难当头”的当下中国，国人在人性、道德和行为上又一次出现高下迥异的双向背反现象，令人忧喜交集。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国民道德提升和人性向善成为主导与主流，那些卑?下作只是沉渣泛起，是见不得人的浊流与暗流，在举国唾弃中成为过街老鼠。卑?者不能卑?横行，高贵者成为精神的阳光，这是中国社会与国民进步的现实和希望之所在。
可以说，在每一次自然和人类的灾难面前，不同时代和国家的国民，几乎都表现出如此泾渭分明的人性和道德，这已然成为人类历史中的“ 共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处於民族危难之№，鲁迅先生愤然看到关外已沦陷，那里的人民在受难，义勇军在苦战，而暂时安宁的大上海依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有感於此，他在为东北作家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序言中，发出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的感慨。
这句著名的的话语道出了现实的情形和鲁迅的心绪，但这句话的发明者却不是鲁迅，在序言中，鲁迅开首就说明此话来自当时的苏联作家爱伦堡，自己只是藉用“ 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和文学家”。之後，他说，“ 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著，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夥伴的渔夫悄然沉浸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爱伦堡的这段话出自他的文章《最後的拜占庭人》，说的是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欧洲社会的情形。不过，这种“双向”性现象不惟当时的法国社会独有，此类“话语句型”也不是爱伦堡独创。卡尔．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中，曾引用了当时两位目击者对巴黎公社失败後巴黎的文字描述。一位是英国记者，他这样写到：“远处还响著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拉雪兹神甫墓地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六千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踯躅；街上到处追逐著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轰击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音荫大道上无聊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嚣声从大饭店的特别间中传出去，打破深夜的宁静！”
另一位是当时法国的政论家爱威尔，他如此记述：於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的泥坑里去了。——alibiet vulnera ali baineaepopina 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宴席)。
这两段被马克思引用的话语所描述的现象和“句型结构”，其实也不是独创而是有所依凭，特别是第二段话语里将当时的巴黎比喻为罗马，其中包含著历史内涵。如果推本溯源，进行话语还原和考据，我以为，从苏俄时代的爱伦堡，到十九世纪的记者、政论家和马克思，在欧洲知识分子思想里和著述中反覆出现的上述话语，都来源於古罗马著名的史学家塔西陀声誉卓著又影响深远的著作《历史》。在该书第三卷第八十三章中，叙述两位罗马统帅──安托尼乌斯和维提里乌斯的军队大战罗马时，塔西陀写到：“城市到处可以看到可怕而又可憎恶的景象。这里在进行战斗和负伤流血，那里的浴场和酒馆却还在开门营业；这边是鲜血和大堆的尸首，那边却是妓女和她们同样堕落的人；这里有在放荡的承平时代人们可以遇到的一切放纵和淫行，还有在最野蛮的征服中人们可以犯下的各种罪行，因此人们就很可能会相信，这座城市既愤怒到疯狂的程度，同时又沉醉在欢乐之中……”
由此可见，塔西陀是对那种“ 双向背反”的社会现象最早予以描绘的人，也是这种“ 话语句型”的始作俑者。他的描述和话语说明欧洲和西方历史上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时，社会和人群往往善恶并存的残绘现实。其实，何止是欧洲和西方，在中国历史上，唐代诗人杜牧就写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後庭花”的名句，与塔西陀和其後的西方知识者的“话语句型”异曲同工，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旁徵博引，从现代说到古代，以说明“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现象在中国的普遍性。
“ 非典”袭来、“ 国难当头”的当下中国，国人在人性、道德和行为上又一次出现高下迥异的双向背反现象，令人忧喜交集。好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国民道德提升和人性向善成为主导与主流，那些卑?下作只是沉渣泛起，是见不得人的浊流与暗流，在举国唾弃中成为过街老鼠。卑?者不能卑?横行，高贵者成为精神的阳光，这是中国社会与国民进步的现实和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