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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金楷:长春中日友好楼 凝结的历史记忆
日期: 2020/12/18 03:58
图/文:石金楷

2020年10月30日,東京的天空从清晨起就是灰矇矇的,一如我沉郁的心情。
      
前一天,就从电话中得知住在中国长春中日友好楼中的崔志荣老人病体沉重的消息,一夜难以安眠,早上起来头晕晕的。挨至中午,手机响起,得到的却是老人逝世的噩耗……


      
中日友好楼

中日友好楼又称中国养父母楼,是日本友人笠贯尚章先生为收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捐建的,共有29户中国养父母的家庭生活在楼中。数十年过去了,这些老人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十多年前,崔志荣老人就成为这栋楼中唯一健在的中国养母,如今98岁的她也故去了,使这座栋楼彻底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中日友好楼

捐建这栋楼的笠贯尚章先生是日本東京人,伪满时期曾在长春生活过一段时间,并在长春娶妻生子。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回到日本,在東京经营商业,担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为中国人民在战后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收养日本遗孤的善举而深深感动,决定在长春为历经千辛万苦养育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捐建一栋住宅楼表达感激之情。


      
中日友好楼上的大字被拆下。

1986年笠贯尚章先生在中国北京旅游时,巧遇长春客车厂的总工程师张洪恩先生,他向张表达了这一愿望。长春市人民政府得知后,对这一义举表示完全支持,愿意为此提供一切方便。笠贯尚章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长春市人民政府写信,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愿望。
      
在具体研究中国养父母楼施工方案时,长春市人民政府和笠贯尚章先生千方百计地为年老体弱的养父母们着想。地址选定在交通方便的市中心南关区平阳街790号。住宅紧靠长春市最大的新开路综合市场,与长春市中医医院只有一墙之隔,以方便养父母们的购物和就医。住宅设计为三层,配有上下水、暖气、煤气、浴盆和座便,尽量使老人生活舒适一些。为了老人们有一个安全整洁的活动场地,楼前留出了充裕的空地,设置了铁栅栏围挡。


      
中日友好楼上的大字被拆下。

1990年11月20日,投资八千万日元的住宅楼举行竣工典藏,笠贯尚章携全家人赶来参加,并和时任长春市市长王家桐一起为新楼剪彩。当时白发苍苍的日本遗孤养父母们手持鲜花,一个个笑颜逐开,喜迁新居。从人们那幸福和快乐的神情看,这不仅仅是一栋普通的三层住宅楼,而是一栋中日友好的摩天大厦。楼顶上的“中日友好楼”五个大字,在蓝天下分外醒目……
      
自此以后,笠贯尚章先生就像走亲戚一样,每年都来这里一次看望日本遗孤和他们的养父母们,并带来各式各样的礼品。鉴于笠贯尚章先生的义举和对长春市的贡献,长春市人民政府特别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这幢楼一共有6个单元,每个单元6户。户型都是两室一小厅,建筑面积69平方米。共有39位、29户住房困难的中国养父母家庭入住在这里,另外7户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员居住,以方便为老人们的服务。当然,在长春的中国养父母并不止这些,能住到这样一处设施齐全的房子,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尽管他们只有居住权没有所有权。


      
崔志荣老人

在这里生活的老人们,守候着清冷,守候着儿女们归来时那暂短的相聚。从养育到送走,中国养父母经历了戏剧般的人生,他们的晚年注定要在对养子女们的思念中渡过。一个千里之外的电话,一封飘洋过海的来信,都会使这些老人们如过年一样的高兴。
      
1998年笠贯尚章先生病重,临终前他最惦念的是住在中日友好楼中的中国养父母。他嘱咐自己的子女,如有机会一定要代他去看望那些可亲可敬的老人们。而当中日友好楼的老人们问起笠贯尚章先生时,人们却不敢将实情相告……
      
我第一次走进中日友好楼是在2006年8月5日,当时楼中还有五户养父母健在。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入平阳街时,一栋三层楼房上五个“中日友好楼”大字在近午的阳光下映入眼帘。走近楼前,在墙面上“笠贯尚章敬建”牌匾下,三位老人正在聊天。他们分别是日本遗孤的养母崔志荣、张云芳和日本遗孤的养父项贵臣老人。


      
崔志荣老人

在同老人们攀谈中,我得知病中的日本遗孤养母李淑贤老人的养女从日本回来看望养母了,并在老人们的指点下,我来到了李淑贤的家中。
      
时年82岁的李淑贤老人患有尿毒症卧床多年,讲话也很困难。看到我来了,老人在养女的帮助下座了起来,她的养女青山百合热情的为我端上了水果。
      
李淑贤老人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近几年因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她经常忘记吃药,但忘不了远在日本的养女,经常望着日本女儿的照片出神。老人年轻的时候,曾被日本警察踢流产,从此再不能生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深受伤害的人,却以德报怨,成了日本遗孤的养母。
      
老人的养女青山百合说,是善良的中国人给予了我们日本遗孤第二次生命,养育之恩终身难忘,我希望所有的日本遗孤都不要忘记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走出李淑贤老人的家门,我来到了住在二楼的张云芳老人家中。
      
回忆起六十年前收养日本遗孤铃木三太郎的经过,老人说养子的命苦啊,当年在日本人难民所,他的母親带着他的姐姐和他等待回国,由于缺衣少食,两个孩子都病了,而回国的日子遥遥无期。为了救孩子一命,忍痛将最小的孩子送给了我们。
    
 1988年养子回日本了,往昔难忘的生活情景化做无尽的思念,沉重的压在了老人的心头。遗憾的是养子已经五、六年没有音讯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今生也不知道能否再见到我那儿子一面……”
      
望着老人那迷惘的目光,我看到的是茫然和失落。
      
带着复杂的心情,我又走进了时年83岁的日本遗孤养母 崔志荣老人的家门。
     
见到我的到来,老人热情的要煮冻饺子招待我。房间收拾的很是整结,一只电风扇在墙角处旋转着。老人说她的丈夫秦家国在五年前故去了,为了照顾自己,长子一家搬来与她同住。
      
老人虽已年迈,但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就是腿脚有些不太好。当我提到远在日本的女儿时,老人默默的低下了头,偷偷地用手擦起了眼睛,这一时让我语塞。
     
 待老人平静下来后,老人的家人拿出厚厚的影集和二十余封日本的来信。随着一枚枚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和近年的彩色照片的翻阅,一段记忆深处的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6年夏天,整个长春正处于混乱时期。一边是苏联红军的接收,一边是日本遗留人员的归集、撤退、回国,到处是一群群的逃难和集结的日本人。
      
当年崔志荣的老伴是一个鞋匠,做好的鞋要拿到市场去卖。一天中午卖完鞋往家中走的路上,秦家国看到一个一岁多的女孩站在拉圾堆前啼哭,从着装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日本孩子。
     
 那小孩用可怜无助的目光看着他,一边哭一边用脏兮兮的小手抠嘴。秦家国一看小孩太可怜,就将刚刚买到的玉米面饼子给了这小孩一块。小孩一看有人给她吃的,就紧紧的拉住秦家国的衣角,眼泪汪汪的看着他。秦家国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回到了家中。
      
在秦家,这个日本女孩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秦艳君。
      
1960年秦家国体弱多病的妻子病故了,两年后崔志荣走进了这个家庭。当她得知了艳君的身世后,对这个日本女儿倾注了全部的母爱,而艳君也感受到了温暖的浓浓亲情,她们建立了不是亲人却胜似親人的骨肉之情。
      
1983年,在养父母的支持下,秦艳君找到了在日本的生身父母,也知道了自己的日本名字叫胜目寻美。1984年夏天,秦艳君携家人回到了她生身父母的身边,离别近40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女儿走了,带走了养父母的一颗心,从此留下了长长的思念……
      
当年挥泪送别的场面让老人记忆犹新,抚养长大的女儿回到日本,留下老人默默地守护着这个充满美好回忆的地方,好在还有儿子儿媳的陪绊。老人的儿媳说,日本姐姐经常回来看望母親。近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不能经常回来,但还是会在电话上和中国的家人们保持联系,时刻关心母親的身体。
      
依依不舍的告别老人们,我的脚步迟缓了。这里的每一个台阶都是一个难忘的回忆,每一个房间都蕴含着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2004年,日本NHK电视台采访了中日友好楼,节目中报道了养父母们晚年的孤独生活和经济上的窘迫状况,其中特别提到尚有部分人连交冬季取暖费都有困难。节目播出后,日本国一些团体和友好人士纷纷捐款,并前来看望住在这里的中国养父母并且帮助支付了取暖费。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先生一次就捐资500万日元。实际上中国红十字会也对这些老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如节日慰问、身体健康检查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部分养父母们的贫困状况,因为当年收养日本遗孤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金。
      
85岁的日本遗孤养父项贵臣老人几年前就搬出了中日友好楼,他把房子转租出去,自己租一个小房,用转租房子的差价维持自已晚年的生活。
      
每次来到中日友好楼,我的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中国养父母善良、无私、博爱、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深深的感动着我。做为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秘书长的我,每年都要接待一些前来看望日本遗孤养父母的日本友人。讲述养父母的故事、陪同日本友人看望健在的中国养父母和到中日友好楼慰问,成为我常年要做的事情,也使我成为这 些老人们家中的常客。 2014年我来到了日本,每年回国我都要中日友好楼去看看,尽管楼中仅剩下了崔志荣一位老人。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也经常陪同日本友人或专程来这里慰问老人,给了老人极大的安慰。
    
今年8月份和10月中旬,得知崔志荣老人病重住院的消息,联谊会名誉会长胡晓慧等人专程去看望了老人,送上了慰问金。
     
“我去世后,我的子女能否在这里居住?”这不仅是崔志荣老人的担心,也是许多中国养父母子女担心的问题。据了解,当时有关部门与笠贯尚章先生达成的协议,养父母可在中日友好楼免费居住到2010年,而他们的子孙不能继承。长春市政府于2011年曾讨论,将中日友好楼的各个房间卖给现有住户,但是考虑到崔志荣老人尚健在,所以一直没有下文。
     
住在长春的著名文化学者、民俗专家曹保明先生,曾在中日友好楼采访了多年,著有《中国母亲》一书,收录了楼中19个家庭收养日本遗孤的故事。
       
鉴于楼中仅剩下一位日本遗孤的养母和其地理位置极佳,近年来在这里重新开发建高层的消息时有传闻。
      
十年前,在市容和道路规划整顿时,楼前的围档被拆除了。
      
2019年9月初,长春市有关部门以楼上的“中日友好楼”金属字年久失修有安全隐患为由通知拆除,此事引起楼内居民的猜测。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有关团体和曹保明先生。曹保明先生极为重视,立即打电话给长春市有关领导要求进行保护。然而在2019年9月10日,这五个金属大字还是被拆除了。
      
为了保护这几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字,崔志荣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同志愿者孟庆国先生,火速赶到废品收购站和炼钢厂,由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出资,买下这几个大字,收藏在设于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中的中国养父母纪念舘内。
      
崔志荣老人的故去,引起了社会的反响,长春电视台和日本《读卖新闻》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等民间团体和日本《朝日新闻》在沈阳报导局敬献了花圈,日本的“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民间团体和个人发来了唁文,对崔志荣老人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岁月悠悠,时过境迁,当年的守望、思念和泪水汇入了历史的时空。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些是租户,有些是中国养父母的子女。对于这里的曾经许多感人的故事,许多人都还是或多或少从父辈们口中得知,也曾见证过这些幸福的瞬间。物是人非的老楼,还是倍受人们的关注。许多人都觉得,这里见证了太多中国养父母的心酸故事和思念与等待。目前有哈尔滨市日本遗孤养父母联谊会等民间团体和很多专家学者正在致力于保护“中日友好楼”,他们非常希望这栋楼能作为文化遗产而留存后世。有学者认为,为了向世界传递“不要战争”的信号,就更应该保护好这栋楼,如能在这里建一个中国养父母纪念舘将这段历史留给后世,则更是锦上添花的事。
      
“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历史,我们也应该感谢孤儿和养父母,因为真正描写历史的是他们。”关于这栋楼的是去是留,人们期待着政府的决择,这也在检验着政府对历史的认知水平。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里凝结的历史记忆和中国养父母所表现的跨越国度的伟大母爱永远不会被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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