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薇薇

　　说到牧马，会使人联想到蓝天白云、草原、马头琴，但事实上远没有那么美好。因为远在69、70这两年的夏天，我就曾经是生产队的牧马人，当地俗称放马的。那时我十六、七岁。
　　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工分值为一分一厘四。一个男壮劳勤力一天的收入是一角一分四，女劳力一天8个工分，而作为牧马人的我，一天只有6个工分，换而言之，日收入为六分八厘四（在此之前，这放马的活都由队里十一、二岁的半大男孩包揽，自从我来了以后就交给了我）。来到农村后的前二年，我一直是半劳力，前5年里，从未领回自己的口粮，一直欠著队里的三角债。第六年，我一举翻身，不但还清了多年的债务，领回了下一年的口粮，并剩馀了40多元钱，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小财主。这归功于队里引进了化肥，丰收使工分值提高到了七分。当然我也长高了，成了整劳力。
　　所谓的牧马，其实是放牧生产，推碾拉磨使用剩下的牲口，包括瘸驴瞎马，最低不少于8匹。因为它们一天所吃的草料价值远远超过了我的6个工分值，就这样，我每天牵著它们，4匹一串，以生产队为中心，在半径3公里左右的范围内穿梭于林带、壕沟、坟茔等青草多而肥的地方。上午，牲口们会随著最强壮的那匹顺著一个方向移动，我也很轻松，伴著它们有节奏的嚼草声，坐，躺，唱，跳，都随便。下午就麻烦了，牲口们吃饱了，由于被拴在一起不能自由行动而开始掐架。尤其是公驴，饱则思淫，引颈高鸣，登高踢咬，热闹非凡，我必须冒著危险，将它们一一解开，分别拴在树上，直到傍晚。为了完成这一过程，我必须连踢带打，加怒吼，声嘶力竭，汗流浃背，身上经常留下许多乌青及被缰绳勒出的血印，也经常会发生解开后拉不住，牲口尥蹶子逃走的事，最严重的一次竟有一多半逃走了，好在它们自己会回家，从不走失，队长从未为此责怪过我。那时，我浑身都是马粪味儿。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放马，毕竟那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比起半拉子农活也更轻松得多。
　　那天，刚过中午，我牵著牲口们，想给它们换一个草更多的地方，好让它们带著滚圆的肚子回家。行走中，一匹老马被车辙绊倒了。那是一匹青色的老瞎马，比我要高得多，但弱不禁风，瘦骨嶙峋，形如恐龙化石，我从不敢触摸它的身体，它有著4只很大的蹄子，俗称“马瘦毛长蹄子肥”，就是因为它的大蹄子卡在车辙里才倒下的。我拼命拉缰绳，吆喝著，它似乎也很想站起来，但几经挣扎，还是倒下了。它侧身躺在那里，四腿伸直（我从未见过牲口这样躺著），只有那随著重重的鼻息而起伏的肋骨凸现的肚子，证明它还活著，但据我观察，也只有出的气而没有进的气了。我奋力揪它的脖子，但它一动也不动。“要死了，它马上就要死了，你可不能死在我的手里呀，你的命可比我要值钱得多呀。”听农民说，这匹老马从成立合作社开始，一直到“走社会主义”，一直伴随著他们辛勤劳作，是队里的功臣，饲养员每次拌草料时，都会爱怜地多给它一把玉米渣。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它是瞎子而更小心地牵著它呢？在几经努力无果后，我坐在老马的身边，抚摸著它那青筋暴露的脖子哭了，那是作为牧马人的自责和对责任后果的害怕，是兔死狐悲的悲哀，是对自己悲惨童年的伤心，对当时自己无法承受的“强劳”的恐怖而感到的绝望，是对这一切积累的发泄。放声大哭，直哭得昏天黑地，太阳西斜。“不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天黑了怎么办？我必须去找人。”但此时离生产队太远了，我不敢离开牲口这么久。我决定去离得不算太远的公路，截住过往的马车（那时当地很少有汽车）或行人，求他（她）们帮助我。带著对牲口们的牵挂，我站在公路边，那份焦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不知过了多久，远远地来了一辆马车。到跟前一看，呵！阿弥陀佛！赶车的我认识，是七队队长李才。我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又哭了起来，并告诉他，我在放马，但不小心把马摔死了，不，还没有死，但马上要死了。李队长把马车停在那里，一边安慰我，一边跟我来到出事地。他折了一根很大的树枝，让我拉缰绳，他则一边大声吆喝，一边用树枝拼命地抽打躺著的老马，我真怕他把老马打死了。这时老马几次□曲著四腿想站起来，但都又倒下了。最后，他擦著汗：“你在这里等著吧，我去你们队叫人，这老温（我们队长）尽扯蛋，这放牲口的活，怎么能让你这么点的姑娘干呢？”“不，是因为我干不动别的活，自己要求的。”“你多大了？”他转脸看著瘦小的我，我告诉他我已经十六了，“唉，这老远，你爹妈该多想你。”他的话，触到了我的伤心处，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想我吗？我又笑了起来，这时天已渐渐昏暗，见他要走，我突然感到十分害怕，不由自主地拉住了他的衣袖，他回头看著我，“别怕，你得信任我，我女儿都比你大多了，我一定去你们队叫人，他们马上会来的。这马就是死了也决不怨你，它太老了，该死了，唉！活糟践人。”说著，急匆匆地走了。我蹲在那里，抱成一团，守著躺著的老马和远处拴著的毛驴们，被昏暗和恐惧包围著，等待著。事实上不会超过30分钟，但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远远的传来说话的声音，我仔细听著，站了起来，随著渐渐走近，那是很多孩子的唧唧喳喳声。来到跟前才看清，是以前放马的男孩，领著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们，每人手里拿著一根树条，他们围著老马蹦跳著，吆喝著，抽打著，不一会儿，老马竟奇迹般地呼噜著站了起来。那个和我差不多高的男孩，走到我身边，“咋的？哭鼻子了？”“哦！哦！哭鼻子喽！”孩子们起哄著，“还没收工呢，队里就我们这帮孩子在玩，所以就来了。”“为什么你们一来它就起来了呢？”“歇够了就起来了呗！”“？……”
　　可能那一下午我承受的太多了，我感到又困，又累，又饿，从未有过的疲劳向我袭来，如果就地躺下，一定会马上睡著，“我不能在这帮孩子面前表现得那么窝囊。”但已再无力说话，坚持著才回到队里。从那以后，那匹老瞎马再没有让我放过，没等到冬天，老马真的死了，队里人均分了7两马肉，我们也饱饱地吃了一顿马肉馅的玉米饼子。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但至今只要接触到有关马的事，当年那一下午的经历就如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