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茕
   关于外国人看日本的文化论，日本七、八十年代泡沫经济时期是一个出版高潮。位于大阪崇禅寺的亚洲图书馆是一间民间图书馆，致力于亚洲地区的文化交流，还设有包括菲律宾语、马来语、越南语等小语种在内的近20种亚洲各国的语言和民族艺术讲座。它的书源，全部来自民间捐赠。这个图书馆很特别，关于“亚洲”的书，这里是一个宝库。她的工作人员全部是民间志愿者。我仗着曾经是图书馆的老师，老是“霸占”着一些书，最近清书还书，翻阅到一位英国青年写的《从“水商卖”观察日本人的生态》，（Saimaru出版会1987年）。
   《广辞苑》中词条“水商卖”（mizusyoubai）的解释是：由客人的人气旺盛与否、收入不确定的买卖的俗称。诸如专供找妓游乐的酒馆、料理店、酒吧、卡吧莱（Cabaret有舞台、舞厅的酒馆）。记得我曾经有个同学在咖啡店打工，日本人也称为“水商卖”。理由是，咖啡是水煮的，客人如流水。
   本书作者大卫（John David Morley）,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后，浪迹于墨西哥，后到西德，24岁自学日语，1973年作为文部省招聘的研究生到早稻田大学留学。到日本后，他很快厌倦了所谓老学究式的“比较文学、比较国际文化论”，好酒的登徒子一门生先生将英国青年领进“绿酒初尝人易醉”的“水商卖”的世界。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结果英国青年3年的留学青春流连于灯红酒绿的醉人世界。
   本书13章中，其实写“水商卖”的只有3章，其余都是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细部观察。比如，街头老夫妇的对话，背上背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同日本朋友回老家过年，结交的无数日本情人等等。
   大卫在开场白中说：“关于日本的书籍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学者高深莫测的学术理论砖头，另一类是有日本生活经验，但不能读写日语或者日语很糟糕的外国人写的一些滥书，大部分是招致误解的表面性杂谈。将二者长处合一的书，大概很难，自己的书，不过是一些散文式的小故事，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些异国情调的开心果，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过是极为日常的熟悉的点滴生活，但是正是这日常的熟悉的点滴生活，是外国人了解日本的针眼。在我的联想中，‘水商卖’是日本独创的，深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意语言，代表着日本人生活的最细部，与‘水商卖’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我在日本的最大收获。因为外国人住在日本的最大困难是，日本没有容纳其它民族的传统，哪怕一个外国人多么优秀，他（她）所在的组织或集团在深处还是把他（她）当作‘他人’‘别人’‘外人’（yosomono），无法获得来自日本人心灵的亲和感。只有‘水商卖’的世界例外。只要成为这个店的常客老客。‘水买卖’的世界没有‘他人’‘别人’‘外人’。‘水商卖’是日本社会的保险阀、安定剂、调节器、打气筒，将日本男人从白天的礼仪、责任、道德、制约、秩序、形式、紧张中解放出来，放松、纵情、泄欲、排愤，恢复做人的童真和本性。”
   “妈咪”（MaMa），她多半是一位着和服的中年女性，她要不丑不美到绝妙处，她要时而是一位伟大的女神，时而是下贱的荡妇，时而是温柔的母亲，时而是天真的少女，她坚守秘密，她容纳万川，她对所有的游子，认识或不认识，都是一声亲切到火候正妙的“你回来了”。她是你家乡的嫂嫂，知你口味的咸淡和长短老底，她是你的情人妹妹，懂你心灵的痛楚与欢愉。她是微风、细语，是晓窗浓睡的一场梦。一个被排斥的“他人”，尽可向她低诉委屈、伤感，恢复做人尊严，实际上，日本的“水商卖”与老客，不少都是一生的关系。
等于说一个日本男人，他一生中有两个女人，一位是“本命”的太太，一位是“水商卖”的妈咪，红颜知己。大卫感叹“水商卖”的同时，又觉得日本社会必须要有“水商卖”的存在的可悲。
   大卫还观察到日本式房屋的“家，家庭”（Ucti）的概念，体现了日本社会一心同体的社会组织概念。在“家”中，它的墙壁是纸拉门，日常生活会话中，对于外界，被一体化的个人自我意识表达不是“我”（Watasi），而是“家”（Ucti），在共同体的“家”中，它的成员无阶级性。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个人所属阶级和职业通过服装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现代日本社会中，穿著一样笔挺西装的公司职员在电车内，很难区分老板和职员。但是日本通过“漫不经心、毫不在意”（Sarigenaku）的种种社会暗号和密码，所处场所的性质，令个人适当和适度地掌握自己的分寸和风度，维持自己的本来身份。“求求”——Rasiyi这是个很难翻译的单词。比如像女人的女人，像部长的部长，即与个人所处的职业、地位、场所、身份相符的言行、举止、态度。日本社会要求个人同时在多样化的人脉关系中，根据状况适度火候地充当角色。比如，我今天作为朋友来同你谈心，我作为部长的代理来同你接洽工作等等。这种划一性的统一规矩，甚至令人想起一种暗藏的宗教信条。要从这种滴水不露的社会机密符号中获得暂时的解脱，只有夜晚的“水商卖”。
   大卫来东京的时候，街头还有不少孩子背在母亲的背上（Onbu ）。大卫对这种寄生虫一样趴在母亲背上养孩子的习惯很不理解，他说，这不是一种像侵食别的生命一样的所谓“共生”母子一体吗?必然是将来日本社会产生永远没有独立性的寄生虫的土壤。事实上，30年后的今天，日本有一百万以上青年自称“精神抑郁”（Utu ）不能进入社会，与大卫的“Onbu 心理学”预言不无关系。
   大卫每天喝得烂醉，赶最后一班山手线回家，每次都碰到呕吐一地的醉鬼们赖在车站，国铁的铁道员像母亲对待背在背上的孩子一样，反复询问，最后将醉鬼推入终点的电车。从电车的报站，到分秒时间，到与别的电车或地铁的如何连接，到反复提醒别遗忘东西，到日本整个社会绵密而细心周到的网络，其实就是“Onbu心理学”的具体化。大卫看到不断环转的山手线，觉得仿佛是佛教徒满足的一种轮回的模仿。最让大卫感动的是铁道员的白手套，精致的专业与敬业精神。在日本，不管他的职业高贵或低贱，不论场所如何，只要一心不乱专致于一件事情，必定获得人们的尊敬。东京，在大卫的眼中，是都会中乡村的集合体。
   大卫从日语的惯用语和定型语中感到日语“暧昧”的惯性力量。德川幕府250年的强化和平史教化人们“沉默是金，沉默长寿”。日语成语中有“三年片颊”一词，就是说武士3年只一次露出喜怒哀乐的半边脸。
   大卫这本厚达350页的书，并不好读。里面还比较英文的“public”与日语“公”，英文中“neighbor”与日语“邻居”的区别，看出日本社会白天和晚上不同面孔中，究竟谁更加真实。
   中日之间的交流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似乎一直不是双向的，就是在交流史最盛期的唐朝，中国所了解的日本，不过是一个东边的朝贡国之一。到江户时期250年历史，算得上文化“交流”的，几乎不存在。最近，看到国内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推证，说日本侵华的野心和计划，早在300多年前江户初期就开始了，通篇看不出客观证据。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序》中说：“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子若海外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可谓一针见血。英国青年大卫的日本人生态细部观察，尽管写的是30年前日本，有些论点现在看来也不新鲜，倒是提醒我们洞察事物的表里两面，纸上谈兵有事实细节。同时大卫这部书，是对日本大学外国人教育制度的一个极大讽刺。该书是大卫的处女书，获得1985年英国畅销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