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敏 著
谢宗睿 译
日本人有著十分浓厚的乡土情结。独在异乡的日本人，欢喜也好，悲伤也罢，浮上心头的都是故乡那四季鲜明的秀美河山。因此，日语中会有“离家愈远，恋乡愈切”的谚语。
作为遣唐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0年）被日本人公认为是一位“望乡之士”。从他的身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乡土情结。
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生活了36年之后，终于踏上了返回故国的归程。但由于遭遇季风，船只倾覆，阿倍仲麻吕未能返回日本，而是漂流到了安南国（现越南）。公元770年，怀著对故土的依恋和挚爱，带著未能叶落归根的无尽遗憾，阿倍仲麻吕最终客死于长安。这也使得阿倍仲麻吕作为“望乡之士”而永远的留在了日本人的记忆之中。
“望乡”是所有民族共通的情感。阿倍仲麻吕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华侨多达60万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到过自己的故乡。但是，比起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来，他们似乎较少谈及“望乡”的话题。这难免会给人留下中国人生性冷漠、淡泊的印象。而与此相对，日本人的“望乡”之情时常溢于言表，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多愁善感，富于情义的民族。
如果要用同时代的中国人来和阿倍仲麻吕进行对比，那么此人非鉴真和尚莫属。公元753年，为了弘扬佛法，鉴真和尚乘坐遣唐使的归航船只，由苏州启航前往日本。当时一同出发的共有4艘船，而阿倍仲麻吕恰好就在其中的另一艘船上。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横渡东西距离1000-1500公里的东海，需要承担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风险。最终，鉴真和尚所乘坐的船只成功抵达鹿儿岛，而阿倍仲麻吕所乘坐的船只却在抵近冲绳时遭遇不幸。
当时的日本尚处于佛教传播的准备阶段，而作为律宗高僧的鉴真和尚在中国早已声名远播。他在扬州大明寺开设的讲坛在佛学界具有权威地位。因此，鉴真和尚决意东渡弘法，完全是为了给佛教在日本的兴盛光大铺平道路，奠定基础。当时，前来唐朝留学的僧人荣和普照为了完成日本朝廷所赋予的使命，延请唐朝高僧前往日本，于是恳请鉴真和尚东渡。然而，从鉴真和尚决意东渡弘法到其最终抵达日本，却历时12年之久。其间，鉴真和尚不顾年近七旬的高龄，先后六次渡海，历经千辛万苦，虽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鉴真和尚抵达平成京时已是公元754年，此时距东大寺的大佛开光已经过去了2年。从抵达日本到圆寂涅盘，鉴真和尚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弘法布教，在东大寺开设戒坛，为日本佛教的兴盛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绩已永载于史册之中。
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数百年后，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开始了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宗教的传播需要传教者远离故土，游走他乡。因此，献身于传教事业的人们虽然也会思念家乡，却甘愿客死于传教之地，鉴真和尚也不例外。执著的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得传教者能够压抑住乡愁，不为思乡之情所困，客死异乡亦无怨无悔。
事实上，远离故乡却能够不为乡愁所困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教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无论是李白（公元701-762年）还是杜甫（公元712-770年），许多伟大的人物都选择了在辽阔大地上四处漂泊的生活方式。
以广东省为中心，保持著独特方言的客家人原本生活在华北地区，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集体南下逃亡。当时的情形恐怕与现代的难民类似。与客家人同命相怜的还有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他们虽远离故土，客居他乡，但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华侨总人数超过3000万人，他们生活的地区主要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在新加坡，华人华侨是其主流民族，在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成。但是，客家人、海外华人华侨等远离故乡的人群并没有返回故里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不恋故土”似乎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特征。
公元717年（养老元年），日本仿照长安兴建的平成京正式落成。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日本开始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为了彰显国家威仪，日本派遣了以多治比县守为大使，多达557人的大规模代表团。所有派遣人员均经过严格选拔。作为留学生入选的阿倍仲麻吕时年“十又有六”（《日本后记》）。同行的遣唐使中还有比阿倍仲麻吕稍为年长的吉备真备（公元695-775年）。而吉备真备当时已经在日本政府中担任右大臣这一要职。可见，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是被寄予厚望，担负著国家未来的日本精英。
阿倍仲麻吕抵达长安后，不久便进入培养科举考试人才的“太学”，并开始朝著成为唐朝高级文官的目标不断努力。经过四、五年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阿倍仲麻吕刚刚二十出头就已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科举是唐代高级文官的录用考试，其核心教材是“四书五经”。“四书”分别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分别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其中，仅《论语》一部就有11705字，而四书五经总计多达43万余字。
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时哪怕是错漏一个字，都会是致命的错误。因此，科举考试实际上是对考生记忆力的考验。这也就意味著考生如果想要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首先必须牢记“四书五经”的全部内容。假设一位考生每天能够记住100个字，那么要全文背诵“四书五经”，则需要一天都不间断地坚持12年之久。
科举考试分为地方级别的“乡试”和中央级别的“会试”、“殿试”，只有在地方级别的考试中合格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中央级别的考试。据统计，在科举制度最为完善的清朝前期，全国大约有100万考生参加“乡试”，其中仅有约百分之一的考生能够获得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资格。而在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考生中，又仅有约三十分之一的考生即300人左右能够“及第”，而最终成为“进士”。科举考试中“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残酷竞争使得中国历史上始终流传著“五十少进士”这一说法。而且，虽然科举考试基本不问考生的出身、门第，但对于外国人考中“进士”的人数毕竟还是有所限制。由此可以想象，一位精通汉语，能够吟诗作对的外国人考中了“进士”，这在当时社会上会产生何等的轰动。
在科举考试获得成功，意味著将来的飞黄腾达。年轻的阿倍仲麻吕也是如此。他担任了皇太子侧近的“左春坊司经局校书”一职，从而踏上了唐朝客卿的道路。由于才华横溢，文辞隽永，阿倍仲麻吕还结交了王维、李白等盛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阿倍仲麻吕最终担任的职务是安南节度使，成为镇守唐朝西南边境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
在唐朝生活了14年之后，当又一批遣唐使来到长安时，阿倍仲麻吕向唐玄宗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搭乘运送遣唐使前来的归航船只返回日本。但由于唐玄宗对阿倍仲麻吕十分倚重，因此并未批准他的请求。而此时，吉备真备却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于是，阿倍仲麻吕只能在欢送吉备真备一行踏上归途时，吟诗一首以抒发自己的望乡思归之情：
慕义名空在，
输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
归国定何年？
阿倍仲麻吕作这首诗时已过而立之年，正值年富力强，开始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年纪。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年迈双亲的无尽牵挂和希望早归故里的迫切心情。
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以唐玄宗臣下的身份，作为唐朝的使者——“送日本使”，加入到了回国的队伍中。王维等人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王维还满怀惜别之情创作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该诗后被收入《唐诗选》而在中国脍炙人口。阿倍仲麻吕一行离开长安后，沿大运河前往明州（今宁波）。途中，船行至长江口，阿倍仲麻吕眺望江心的金山岛，脑海中浮现出故乡的美景，不禁诗兴大发，于是便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翘首望长天，
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
想又皎月圆。（《古今集》）。
但正所谓造化弄人，阿倍仲麻吕最终还是未能回到故乡。其乘坐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了越南。在越南，阿倍仲麻吕一行又遭到袭击，同行的170人中只有阿倍仲麻吕等10人获救。其后，阿倍仲麻吕历尽艰险，用了两年时间才终于返回长安。在此后的岁月里，阿倍仲麻吕一直在唐朝宫廷担任大臣，最终埋骨长安。
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阿倍仲麻吕抱有亲切感，这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对其受到命运无情捉弄的一生怀有同情之心吧。但是有没有人想过，阿倍仲麻吕最终不还是否彻底放弃了归国的念头吗？
谢宗睿 译
日本人有著十分浓厚的乡土情结。独在异乡的日本人，欢喜也好，悲伤也罢，浮上心头的都是故乡那四季鲜明的秀美河山。因此，日语中会有“离家愈远，恋乡愈切”的谚语。
作为遣唐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公元698-770年）被日本人公认为是一位“望乡之士”。从他的身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乡土情结。
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生活了36年之后，终于踏上了返回故国的归程。但由于遭遇季风，船只倾覆，阿倍仲麻吕未能返回日本，而是漂流到了安南国（现越南）。公元770年，怀著对故土的依恋和挚爱，带著未能叶落归根的无尽遗憾，阿倍仲麻吕最终客死于长安。这也使得阿倍仲麻吕作为“望乡之士”而永远的留在了日本人的记忆之中。
“望乡”是所有民族共通的情感。阿倍仲麻吕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华侨多达60万人，其中有许多人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到过自己的故乡。但是，比起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来，他们似乎较少谈及“望乡”的话题。这难免会给人留下中国人生性冷漠、淡泊的印象。而与此相对，日本人的“望乡”之情时常溢于言表，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多愁善感，富于情义的民族。
如果要用同时代的中国人来和阿倍仲麻吕进行对比，那么此人非鉴真和尚莫属。公元753年，为了弘扬佛法，鉴真和尚乘坐遣唐使的归航船只，由苏州启航前往日本。当时一同出发的共有4艘船，而阿倍仲麻吕恰好就在其中的另一艘船上。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横渡东西距离1000-1500公里的东海，需要承担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风险。最终，鉴真和尚所乘坐的船只成功抵达鹿儿岛，而阿倍仲麻吕所乘坐的船只却在抵近冲绳时遭遇不幸。
当时的日本尚处于佛教传播的准备阶段，而作为律宗高僧的鉴真和尚在中国早已声名远播。他在扬州大明寺开设的讲坛在佛学界具有权威地位。因此，鉴真和尚决意东渡弘法，完全是为了给佛教在日本的兴盛光大铺平道路，奠定基础。当时，前来唐朝留学的僧人荣和普照为了完成日本朝廷所赋予的使命，延请唐朝高僧前往日本，于是恳请鉴真和尚东渡。然而，从鉴真和尚决意东渡弘法到其最终抵达日本，却历时12年之久。其间，鉴真和尚不顾年近七旬的高龄，先后六次渡海，历经千辛万苦，虽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鉴真和尚抵达平成京时已是公元754年，此时距东大寺的大佛开光已经过去了2年。从抵达日本到圆寂涅盘，鉴真和尚在不足10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弘法布教，在东大寺开设戒坛，为日本佛教的兴盛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绩已永载于史册之中。
在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数百年后，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开始了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宗教的传播需要传教者远离故土，游走他乡。因此，献身于传教事业的人们虽然也会思念家乡，却甘愿客死于传教之地，鉴真和尚也不例外。执著的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得传教者能够压抑住乡愁，不为思乡之情所困，客死异乡亦无怨无悔。
事实上，远离故乡却能够不为乡愁所困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教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无论是李白（公元701-762年）还是杜甫（公元712-770年），许多伟大的人物都选择了在辽阔大地上四处漂泊的生活方式。
以广东省为中心，保持著独特方言的客家人原本生活在华北地区，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集体南下逃亡。当时的情形恐怕与现代的难民类似。与客家人同命相怜的还有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他们虽远离故土，客居他乡，但从未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华侨总人数超过3000万人，他们生活的地区主要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在新加坡，华人华侨是其主流民族，在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3成。但是，客家人、海外华人华侨等远离故乡的人群并没有返回故里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不恋故土”似乎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特征。
公元717年（养老元年），日本仿照长安兴建的平成京正式落成。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日本开始向唐朝派遣遣唐使。为了彰显国家威仪，日本派遣了以多治比县守为大使，多达557人的大规模代表团。所有派遣人员均经过严格选拔。作为留学生入选的阿倍仲麻吕时年“十又有六”（《日本后记》）。同行的遣唐使中还有比阿倍仲麻吕稍为年长的吉备真备（公元695-775年）。而吉备真备当时已经在日本政府中担任右大臣这一要职。可见，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是被寄予厚望，担负著国家未来的日本精英。
阿倍仲麻吕抵达长安后，不久便进入培养科举考试人才的“太学”，并开始朝著成为唐朝高级文官的目标不断努力。经过四、五年孜孜不倦的刻苦学习，阿倍仲麻吕刚刚二十出头就已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科举是唐代高级文官的录用考试，其核心教材是“四书五经”。“四书”分别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分别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其中，仅《论语》一部就有11705字，而四书五经总计多达43万余字。
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时哪怕是错漏一个字，都会是致命的错误。因此，科举考试实际上是对考生记忆力的考验。这也就意味著考生如果想要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首先必须牢记“四书五经”的全部内容。假设一位考生每天能够记住100个字，那么要全文背诵“四书五经”，则需要一天都不间断地坚持12年之久。
科举考试分为地方级别的“乡试”和中央级别的“会试”、“殿试”，只有在地方级别的考试中合格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中央级别的考试。据统计，在科举制度最为完善的清朝前期，全国大约有100万考生参加“乡试”，其中仅有约百分之一的考生能够获得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资格。而在参加“会试”和“殿试”的考生中，又仅有约三十分之一的考生即300人左右能够“及第”，而最终成为“进士”。科举考试中“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残酷竞争使得中国历史上始终流传著“五十少进士”这一说法。而且，虽然科举考试基本不问考生的出身、门第，但对于外国人考中“进士”的人数毕竟还是有所限制。由此可以想象，一位精通汉语，能够吟诗作对的外国人考中了“进士”，这在当时社会上会产生何等的轰动。
在科举考试获得成功，意味著将来的飞黄腾达。年轻的阿倍仲麻吕也是如此。他担任了皇太子侧近的“左春坊司经局校书”一职，从而踏上了唐朝客卿的道路。由于才华横溢，文辞隽永，阿倍仲麻吕还结交了王维、李白等盛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阿倍仲麻吕最终担任的职务是安南节度使，成为镇守唐朝西南边境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
在唐朝生活了14年之后，当又一批遣唐使来到长安时，阿倍仲麻吕向唐玄宗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搭乘运送遣唐使前来的归航船只返回日本。但由于唐玄宗对阿倍仲麻吕十分倚重，因此并未批准他的请求。而此时，吉备真备却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于是，阿倍仲麻吕只能在欢送吉备真备一行踏上归途时，吟诗一首以抒发自己的望乡思归之情：
慕义名空在，
输忠孝不全。
报恩无有日，
归国定何年？
阿倍仲麻吕作这首诗时已过而立之年，正值年富力强，开始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年纪。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年迈双亲的无尽牵挂和希望早归故里的迫切心情。
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以唐玄宗臣下的身份，作为唐朝的使者——“送日本使”，加入到了回国的队伍中。王维等人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王维还满怀惜别之情创作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该诗后被收入《唐诗选》而在中国脍炙人口。阿倍仲麻吕一行离开长安后，沿大运河前往明州（今宁波）。途中，船行至长江口，阿倍仲麻吕眺望江心的金山岛，脑海中浮现出故乡的美景，不禁诗兴大发，于是便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
翘首望长天，
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
想又皎月圆。（《古今集》）。
但正所谓造化弄人，阿倍仲麻吕最终还是未能回到故乡。其乘坐的船只遭遇风暴，漂流到了越南。在越南，阿倍仲麻吕一行又遭到袭击，同行的170人中只有阿倍仲麻吕等10人获救。其后，阿倍仲麻吕历尽艰险，用了两年时间才终于返回长安。在此后的岁月里，阿倍仲麻吕一直在唐朝宫廷担任大臣，最终埋骨长安。
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阿倍仲麻吕抱有亲切感，这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对其受到命运无情捉弄的一生怀有同情之心吧。但是有没有人想过，阿倍仲麻吕最终不还是否彻底放弃了归国的念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