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渭渠
《源氏物语》这部千年古书，与中国文化有著深远的渊源。在中国最早正规介绍《源氏物语》的，是谢六逸著《日本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9月版）。作者在书中评说了小说结构、思想、特色及恋爱的心理描写之后，详尽地介绍了全书的故事梗概，让中国读者第一次享受到这部日本古典文学之美。钱稻孙则是1957年将《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整回全文译出，发表在《译文》杂志当年8月号上。继之，丰子恺氏于1962年至1965年11月将《源氏物语》全书译出，分批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台湾地区林文月的全译本完稿晚于丰子恺全译本，于1974年至1978年12月，分5卷出齐。丰译本《源氏物语》为什么未能及时分批出版呢？据有关出版社时任编辑在一篇题为《〈源氏物语〉在中国》（2006-6-11）的文章中解释说：“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谈不上发稿了。”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还原《源氏物语》丰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事实吧！周作人在1964年2月27日日记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对于丰子恺译源氏表示不可信任。”周作人于同年3月5日的日记又云：“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周作人又于同年3月16日日记再次云：“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因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也就是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日本文学翻译老前辈楼适夷先生是肯定并赞同出版丰子恺译本，文洁若则是反对出版丰译本的。文洁若求助周作人，加以反对楼适夷先生的意见。而丰译全3卷本《源氏物语》拖至1980年12月1983年10月分批出齐之后，当事人文氏于2006年在上述《〈源氏物语〉在中国》一文则说，“丰子恺的散文体现出细腻深沉的风致，又受佛学思想的影响。懂得绘画、音乐、诗词，《源氏物语》的翻译，除了钱稻孙，非他莫属。”“文革”是在上述周作人日记记载约两年多以后的事，怎样与“山雨欲来风满楼”扯得上呢？！“文革”期间，1972年初，我到出版社任编辑组长，于1973年编辑部重新列入出版计划，但在“反黑线回潮”的冲击下，又告夭折。其后《源氏物语》丰译本自然无法出版了。
1976年“文革”刚结束，时任编辑部领导将丰译《源氏物源》全部手稿交给我，让我负责重新审读。我审读后，认为译文优美，传神达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风格，又注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译笔颇具特色。同时指出，丰译在一些日本古代风俗习惯或审美意识方面的理解和表达上，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丰译本瑕不掩瑜，而且对照台湾林译本来看，丰译本并不逊色，从大陆读者阅读习惯来说，甚至可以说丰译本略胜一筹。所以，我建议可以出版。因为我是新编辑，又有老编辑反对丰译本在先，所以编辑部领导为慎重起见，让我恳请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刘振瀛先生协助重审。恩师刘先生在百忙中审读全译稿，并以其中一回为例，举例来说明译文的优劣所在，同意了我的“丰译本瑕不掩瑜”的意见，并写出书面意见，充分肯定了丰译本的出版必要性。这时编辑部领导才放心让我请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整理丰译稿，责成我担当这部《源氏物语》丰译本的责任编辑工作。
《源氏物语》丰译本第一版就二次印刷，发行24万5千册，很快告罄。近30年来，备受到读者好评，多次重版，还有插图本。台湾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还于2002年2月出版了这全3卷的繁体字本。
继丰译本《源氏物语》出版后，中国还出版了三种不同的全译本，尚未有及丰译本者，在读者评论中，贬多于褒。此外，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源氏物语图典》，由笔者编译约6万字，并附长篇导读和图解。台湾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紧跟引进，出版繁体字本。同样有褒有贬。根据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提供的数据，《源氏物语图典》列为外国文学作品最受读者欢迎之一。
通过《源氏物语》丰译本的问世，引起了中国学界的热烈讨论和学术争鸣，主要在《源氏物语》的主题以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源氏物语》的主题论争焦点，主要在这部经典小说，是“历史画卷”还是“恋情画卷”上。“历史画卷”论者，丰子恺在《译后记》中首先认为《源氏物语》“充分揭露了日本平安朝（9-12世纪）初期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荒淫无度之相，反映了王朝贵族社会的矛盾及其日趋衰败之势。”刘振瀛在《源氏物语》丰译本上卷出版后的第一篇很有水平的评论文章《〈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中，分析了平安王朝贵族妇女“成为统治者最无情最丑恶的政治斗争工具”和“最公开最无耻的玩弄对象”后，指出：“平安贵族在男女关系上的腐朽的、糜乱的现实，从内面揭示了这个阶级走上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笔者赞同两位前辈上述的评价，在丰译本《源氏物语》的《译本序》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有关《源氏物语》条目中说明：《源氏物语》以平安时代皇室的内戚和外戚两派的政治斗争为背景，通过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当时贵族社会政治的腐败、生活的奢侈和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剧命运，揭露了贵族阶级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结论是《源氏物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方方面面的生活，并提出了“《源氏物语》是日本一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这一派的观点，便形成了“历史画卷论”。
“恋情画卷论”论者李芒在《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源氏物语〉初探》一文中认为平安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源氏物语》中均未有反映，这足以证明紫式部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表现什么政治斗争和政治集团的兴亡，不在于描写什么历史”；“不难看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的历史和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
（二）《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焦点是《源氏物语》的产生，究竟是中日文学融合的结晶论，还是中国文学影响的决定论。笔者认为，《源氏物语》对日本传统的继承和再创造，确立了日本古代的“物哀”文学观、美学观，这是《源氏物语》诞生的根基。接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就滋润了它诞生的根。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是立足于日本传统的土壤上，开放性地吸收中国文化、文学思想。因此，它虽然深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然而它的生成与发展仍然是依靠日本本土文化思想的润育和滋养。具体地说，《源氏物语》就是依照本国传统文化、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吸收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理念和方法，而达到交融的最先最好的典范。
另一种意见认为，《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的引用“俯拾皆是”，白诗对《源氏物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源氏物语》这部千年古书，与中国文化有著深远的渊源。在中国最早正规介绍《源氏物语》的，是谢六逸著《日本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9月版）。作者在书中评说了小说结构、思想、特色及恋爱的心理描写之后，详尽地介绍了全书的故事梗概，让中国读者第一次享受到这部日本古典文学之美。钱稻孙则是1957年将《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整回全文译出，发表在《译文》杂志当年8月号上。继之，丰子恺氏于1962年至1965年11月将《源氏物语》全书译出，分批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而台湾地区林文月的全译本完稿晚于丰子恺全译本，于1974年至1978年12月，分5卷出齐。丰译本《源氏物语》为什么未能及时分批出版呢？据有关出版社时任编辑在一篇题为《〈源氏物语〉在中国》（2006-6-11）的文章中解释说：“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谈不上发稿了。”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还原《源氏物语》丰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事实吧！周作人在1964年2月27日日记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对于丰子恺译源氏表示不可信任。”周作人于同年3月5日的日记又云：“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周作人又于同年3月16日日记再次云：“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因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也就是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日本文学翻译老前辈楼适夷先生是肯定并赞同出版丰子恺译本，文洁若则是反对出版丰译本的。文洁若求助周作人，加以反对楼适夷先生的意见。而丰译全3卷本《源氏物语》拖至1980年12月1983年10月分批出齐之后，当事人文氏于2006年在上述《〈源氏物语〉在中国》一文则说，“丰子恺的散文体现出细腻深沉的风致，又受佛学思想的影响。懂得绘画、音乐、诗词，《源氏物语》的翻译，除了钱稻孙，非他莫属。”“文革”是在上述周作人日记记载约两年多以后的事，怎样与“山雨欲来风满楼”扯得上呢？！“文革”期间，1972年初，我到出版社任编辑组长，于1973年编辑部重新列入出版计划，但在“反黑线回潮”的冲击下，又告夭折。其后《源氏物语》丰译本自然无法出版了。
1976年“文革”刚结束，时任编辑部领导将丰译《源氏物源》全部手稿交给我，让我负责重新审读。我审读后，认为译文优美，传神达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风格，又注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译笔颇具特色。同时指出，丰译在一些日本古代风俗习惯或审美意识方面的理解和表达上，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丰译本瑕不掩瑜，而且对照台湾林译本来看，丰译本并不逊色，从大陆读者阅读习惯来说，甚至可以说丰译本略胜一筹。所以，我建议可以出版。因为我是新编辑，又有老编辑反对丰译本在先，所以编辑部领导为慎重起见，让我恳请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刘振瀛先生协助重审。恩师刘先生在百忙中审读全译稿，并以其中一回为例，举例来说明译文的优劣所在，同意了我的“丰译本瑕不掩瑜”的意见，并写出书面意见，充分肯定了丰译本的出版必要性。这时编辑部领导才放心让我请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整理丰译稿，责成我担当这部《源氏物语》丰译本的责任编辑工作。
《源氏物语》丰译本第一版就二次印刷，发行24万5千册，很快告罄。近30年来，备受到读者好评，多次重版，还有插图本。台湾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还于2002年2月出版了这全3卷的繁体字本。
继丰译本《源氏物语》出版后，中国还出版了三种不同的全译本，尚未有及丰译本者，在读者评论中，贬多于褒。此外，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源氏物语图典》，由笔者编译约6万字，并附长篇导读和图解。台湾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紧跟引进，出版繁体字本。同样有褒有贬。根据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提供的数据，《源氏物语图典》列为外国文学作品最受读者欢迎之一。
通过《源氏物语》丰译本的问世，引起了中国学界的热烈讨论和学术争鸣，主要在《源氏物语》的主题以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源氏物语》的主题论争焦点，主要在这部经典小说，是“历史画卷”还是“恋情画卷”上。“历史画卷”论者，丰子恺在《译后记》中首先认为《源氏物语》“充分揭露了日本平安朝（9-12世纪）初期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荒淫无度之相，反映了王朝贵族社会的矛盾及其日趋衰败之势。”刘振瀛在《源氏物语》丰译本上卷出版后的第一篇很有水平的评论文章《〈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中，分析了平安王朝贵族妇女“成为统治者最无情最丑恶的政治斗争工具”和“最公开最无耻的玩弄对象”后，指出：“平安贵族在男女关系上的腐朽的、糜乱的现实，从内面揭示了这个阶级走上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笔者赞同两位前辈上述的评价，在丰译本《源氏物语》的《译本序》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有关《源氏物语》条目中说明：《源氏物语》以平安时代皇室的内戚和外戚两派的政治斗争为背景，通过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当时贵族社会政治的腐败、生活的奢侈和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剧命运，揭露了贵族阶级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结论是《源氏物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方方面面的生活，并提出了“《源氏物语》是日本一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这一派的观点，便形成了“历史画卷论”。
“恋情画卷论”论者李芒在《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源氏物语〉初探》一文中认为平安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源氏物语》中均未有反映，这足以证明紫式部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表现什么政治斗争和政治集团的兴亡，不在于描写什么历史”；“不难看出，《源氏物语》的主题并非在于描写平安朝的历史和宫廷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是刻画宫廷贵族的恋情。”
（二）《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焦点是《源氏物语》的产生，究竟是中日文学融合的结晶论，还是中国文学影响的决定论。笔者认为，《源氏物语》对日本传统的继承和再创造，确立了日本古代的“物哀”文学观、美学观，这是《源氏物语》诞生的根基。接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就滋润了它诞生的根。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是立足于日本传统的土壤上，开放性地吸收中国文化、文学思想。因此，它虽然深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然而它的生成与发展仍然是依靠日本本土文化思想的润育和滋养。具体地说，《源氏物语》就是依照本国传统文化、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吸收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理念和方法，而达到交融的最先最好的典范。
另一种意见认为，《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的引用“俯拾皆是”，白诗对《源氏物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