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读王小波的杂文，不知怎么就想到崱鮢安吾。
安吾最有名的作品是随笔《堕落论》和短篇小说《白痴》，均发表于1946年。《白痴》和《堕落论》在主旨上是关联的，前者写战败之际，人怎样被逼入绝地，而后者探究人当战后，出发点何在。他的朋友、小说家石川淳盛赞《白痴》是杰作，甚至是“安吾的全部”，但他本人抱怨人们赞其一点，不及其馀。似乎还是评论家柄谷行人说得好：“视近代小说为中心的战后文学史家把安吾当作二流作家，实际上他的作品，随笔是小说性的，小说是随笔性的，没有那种什么样作家都有的堪称代表作的东西，但他今天仍然吸引我们，正由于此。”
我当初读《堕落论》，却是对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5)感兴趣。那年代的我，关于日本，只是在全民同读一张报的《人民日报》上常见伟大领袖接见日本友人，不绝于途似的。开放后东渡，心存好奇，偶然看到熟知的姓名还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哩，更想了解当年日本是怎么一回事。1960年代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以失败告终，年轻人不知所措，从故纸堆里翻出《堕落论》，崱鮢安吾的极而言之剥掉了一切假面，跟著他耍一个无赖，便释怀了挫折与颓丧，所以我读它也无关乎战后之初的日本。
这篇随笔不足八千字，鼎中一脔，读读这一段即足以快馋嘴:
“人生存，人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方便的近道。不是因为战败了所以堕落。是人就堕落，活著就只有堕落。但是人不能永远堕落到底，因为人的心对于苦难不可能如钢铁一般。人可怜而脆弱，因此是愚蠢的，要堕落到底未免太弱了。人结果就不能不刺杀处女，不能不编造武士道，不能不拥戴天皇。但为了不是他人的处女，而是刺杀自身的处女，编造自身的武士道、自身的天皇，人需要沿正确地堕落的道路堕落下去。而且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沿堕落的道路堕落下去，藉此来发现并拯救自身。政治拯救云云是表面的愚不可及的东西。”
安吾出道比较早，却是靠《堕落论》一鸣惊人，独领风骚，但这种思想并非一夜之间的突发，简直是他战争期间撰写的《日本文化私观》战后版。例如他在这篇随笔中写道：“只看著漂亮不可能是真正美的东西，一切问题都在于实质。为美而美的美不老实，最终不是真东西。要而言之，那就是空虚。空虚绝不会靠真实打动人。归根结底，只能是有没有都无所谓的东西。”
1930年代德国建筑家布鲁诺．陶特在日本住了三年，写随笔赞美日本传统木建筑，一时间日本大有藉以重振传统主义之势。结集译成日文，叫《日本文化私观》。安吾套用这个题目，落笔便写道：“我对于日本古代文化几乎没有知识，不曾见过布鲁诺．陶特绝口称赞的桂离宫(京都府)，也不知道玉泉、大雅堂、竹田、铁斋。……不过，并不认为这样的我，因迷失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而生活是贫困的。”又说：“陶特必须发现日本，但我们用不著发现日本，现今就是日本人。我们也许迷失古代文化，但不可能迷失日本。”问题不是传统或尊严，而是实质。所谓国民性、传统，有时隐含著欺骗。对于人来说，日常的欲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京都的寺庙、奈良的佛像即使全毁了也没什么要紧，但电车不通就麻烦了”。安吾的醉翁之意是抨击当时国粹主义的文化礼赞，但这种偏激的观点也不免有文化的价值仅限于实用之嫌。而且，金属统统收去造飞机枪炮之际，他竟然说“法龙寺、平等院都烧了完全无所谓，需要的话，可以拆掉法龙寺建停车场”，被指责帮军政府的忙也顺理成章。
评论家江藤淳曾指出：《日本文化私观》常用俗语来否定形式的、庄重的表现，产生讽刺的效果。崱鮢安吾的文体是美的。年轻时崇拜江藤淳的柄谷行人也认为：放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当中来看，安吾是极其特异的。《日本文化私观》并不是论日本文化，而是安吾的自我省察，是他发现他人或现实的态度。在大多数人积极或消极地跟军国主义合作的战争年代，崱鮢安吾敢于不理睬，这一点永井荷风也相似。作为日本人，二人稀罕地确立了个人主义，客观地保持距离谈日本文化，但作为作家，荷风是只要自己明白就行，而安吾要让明白自己所思的人明白。从文化论来说，若活在今天，大概安吾会主张只要有益于健全的生活，漫画也好，电子游戏也好，都不妨接受，荷风则一味地鄙视。安吾厌恶荷风，肆意攻击，而太宰治攻击“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他们以虚无的态度嬉笑怒骂，对整个近代以来的既成文学进行颠覆，主张文学要含有18世纪后半兴起的大众读物所含有的游戏精神，被称作无赖派，虽然在理论或文坛上并不曾成派。
崱鮢卒于日本战败十年后的1955年，四十八岁，而王小波卒于中国文革结束二十年后的1997年，四十五岁，大概就是这享年的相差无几让我把他们想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喜欢立文学碑，使风景多一点人文的招徕；崱鮢的故乡新泻也不例外，“文学碑”上面镌刻著他的手迹：不谈故乡。真够无赖的。
读王小波的杂文，不知怎么就想到崱鮢安吾。
安吾最有名的作品是随笔《堕落论》和短篇小说《白痴》，均发表于1946年。《白痴》和《堕落论》在主旨上是关联的，前者写战败之际，人怎样被逼入绝地，而后者探究人当战后，出发点何在。他的朋友、小说家石川淳盛赞《白痴》是杰作，甚至是“安吾的全部”，但他本人抱怨人们赞其一点，不及其馀。似乎还是评论家柄谷行人说得好：“视近代小说为中心的战后文学史家把安吾当作二流作家，实际上他的作品，随笔是小说性的，小说是随笔性的，没有那种什么样作家都有的堪称代表作的东西，但他今天仍然吸引我们，正由于此。”
我当初读《堕落论》，却是对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5)感兴趣。那年代的我，关于日本，只是在全民同读一张报的《人民日报》上常见伟大领袖接见日本友人，不绝于途似的。开放后东渡，心存好奇，偶然看到熟知的姓名还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哩，更想了解当年日本是怎么一回事。1960年代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以失败告终，年轻人不知所措，从故纸堆里翻出《堕落论》，崱鮢安吾的极而言之剥掉了一切假面，跟著他耍一个无赖，便释怀了挫折与颓丧，所以我读它也无关乎战后之初的日本。
这篇随笔不足八千字，鼎中一脔，读读这一段即足以快馋嘴:
“人生存，人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方便的近道。不是因为战败了所以堕落。是人就堕落，活著就只有堕落。但是人不能永远堕落到底，因为人的心对于苦难不可能如钢铁一般。人可怜而脆弱，因此是愚蠢的，要堕落到底未免太弱了。人结果就不能不刺杀处女，不能不编造武士道，不能不拥戴天皇。但为了不是他人的处女，而是刺杀自身的处女，编造自身的武士道、自身的天皇，人需要沿正确地堕落的道路堕落下去。而且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沿堕落的道路堕落下去，藉此来发现并拯救自身。政治拯救云云是表面的愚不可及的东西。”
安吾出道比较早，却是靠《堕落论》一鸣惊人，独领风骚，但这种思想并非一夜之间的突发，简直是他战争期间撰写的《日本文化私观》战后版。例如他在这篇随笔中写道：“只看著漂亮不可能是真正美的东西，一切问题都在于实质。为美而美的美不老实，最终不是真东西。要而言之，那就是空虚。空虚绝不会靠真实打动人。归根结底，只能是有没有都无所谓的东西。”
1930年代德国建筑家布鲁诺．陶特在日本住了三年，写随笔赞美日本传统木建筑，一时间日本大有藉以重振传统主义之势。结集译成日文，叫《日本文化私观》。安吾套用这个题目，落笔便写道：“我对于日本古代文化几乎没有知识，不曾见过布鲁诺．陶特绝口称赞的桂离宫(京都府)，也不知道玉泉、大雅堂、竹田、铁斋。……不过，并不认为这样的我，因迷失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而生活是贫困的。”又说：“陶特必须发现日本，但我们用不著发现日本，现今就是日本人。我们也许迷失古代文化，但不可能迷失日本。”问题不是传统或尊严，而是实质。所谓国民性、传统，有时隐含著欺骗。对于人来说，日常的欲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京都的寺庙、奈良的佛像即使全毁了也没什么要紧，但电车不通就麻烦了”。安吾的醉翁之意是抨击当时国粹主义的文化礼赞，但这种偏激的观点也不免有文化的价值仅限于实用之嫌。而且，金属统统收去造飞机枪炮之际，他竟然说“法龙寺、平等院都烧了完全无所谓，需要的话，可以拆掉法龙寺建停车场”，被指责帮军政府的忙也顺理成章。
评论家江藤淳曾指出：《日本文化私观》常用俗语来否定形式的、庄重的表现，产生讽刺的效果。崱鮢安吾的文体是美的。年轻时崇拜江藤淳的柄谷行人也认为：放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当中来看，安吾是极其特异的。《日本文化私观》并不是论日本文化，而是安吾的自我省察，是他发现他人或现实的态度。在大多数人积极或消极地跟军国主义合作的战争年代，崱鮢安吾敢于不理睬，这一点永井荷风也相似。作为日本人，二人稀罕地确立了个人主义，客观地保持距离谈日本文化，但作为作家，荷风是只要自己明白就行，而安吾要让明白自己所思的人明白。从文化论来说，若活在今天，大概安吾会主张只要有益于健全的生活，漫画也好，电子游戏也好，都不妨接受，荷风则一味地鄙视。安吾厌恶荷风，肆意攻击，而太宰治攻击“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他们以虚无的态度嬉笑怒骂，对整个近代以来的既成文学进行颠覆，主张文学要含有18世纪后半兴起的大众读物所含有的游戏精神，被称作无赖派，虽然在理论或文坛上并不曾成派。
崱鮢卒于日本战败十年后的1955年，四十八岁，而王小波卒于中国文革结束二十年后的1997年，四十五岁，大概就是这享年的相差无几让我把他们想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喜欢立文学碑，使风景多一点人文的招徕；崱鮢的故乡新泻也不例外，“文学碑”上面镌刻著他的手迹：不谈故乡。真够无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