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据警察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日本自杀了17076人，比去年同期有增无减，照此下去，今年可能创历史纪录。自杀者年间超3万，这个势头已连续11年。寻死的动机能查清的，多数是身患疾病，特别是忧郁症。不禁想起江藤淳，他自我了断整整十年了，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此举或许对社会也起到表率作用。他留下遗书，写道：

“心身不便加剧，病苦难忍。6月10日脑梗塞发作以来，江藤淳已不过是形骸，所以要自我处置，断送形骸。诸君啊，务请谅之。”

江藤淳(1932-1999)和石原慎太郎(1932－)、大江健三郎(1935－)同世代，都是上大学时出道，石原和大江先后获得芥川奖，而江藤在杂志上发表《夏目漱石论》。他彷佛被心眼儿坠住，身材矮小，早熟而固执己见，大概有点招人厌，甚至读英文学硕士课程时，教授看见他出席就宣布此日休讲。接连出版两本书之后退学，去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后留校教日本文学史。移植欧美音乐剧大获成功的浅利庆太回忆：东京举行奥运会(1964年)前一年，他和石原慎太郎、小泽征尔出国游，那时候天才指挥家小泽才二十出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红色敞篷车，三人便一路狂飙，到普林斯顿探访江藤淳。江藤和石原是中学同窗，终生友好；石原身高一米八，两人都自以为是，凑到一块儿应该有相声组合之妙。但他这个人有点“马列主义尖朝外”，当一个叫百目鬼恭三郎的书评家赞赏丸谷才一的小说时，他就当“揭老底战斗队”，说他们高中同校，拉帮结夥。当年和石原、大江、浅利等人结成“年轻日本会”，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政治季节过去，各奔前程。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江藤身为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答记者问：多年不读大江的小说了，无话可说。他不读大江，也不读村上春树，关于村上文学从未说过什么。

江藤淳颇具慧眼，提携了一些小说新手，如山田咏美，对田中康夫描写1980年东京风俗与流行的小说也赞不绝口，却抹杀村上，原因何在呢?原来他是个独力挽颓波的卫道士，死守文学，不许亚文化侵蚀，当然对村上春树那样的亚文化小说翻白眼，不屑一顾。

江藤淳从26岁开始在报纸上写“文艺时评”，到1978年写了20年，掷笔长叹：“小说从文化的位置上跌落，沉沦于亚文化，此感不能不越来越深，何其遗憾。”所谓亚文化，是相对于某个社会的总体文化(主流文化)的局部性文化(非主流文化)现象。让江藤对“文化亚文化化”大为警戒的，最初是村上龙的《无限近乎透明的蓝》。他认为，这个获得芥川奖的小说在年龄上反映年轻人，在地域上反映驻日美军基地周边，在人种上反映黑黄白混合，整个是亚文化的反映，没有文学性感动。文学作品不是某种文化的简单的反映，至少必须是表现。当然可以拿亚文化做素材，但是在作者的意识中，必须把局部文化置于与总体文化的相互关联之上。以亚文化为素材的文学作品要成为表现，作者的意识非超越那个亚文化不可，若埋没其中，就只是反映。也就是，作品具有批评性，不能让小说的世界堕入世代的、地域的亚文化之中。

江藤淳不再写“文艺时评”，但此后仍担当纯文学杂志《文艺》的新人奖评委。他横刀立马，挺立在选拔新作家的第一线，不让那种亚文化小说获奖，挡住一个是一个，很有点悲壮。可是，到了1996年，终不能像张飞那样拆桥断梁，就只有挂冠走人了，说：“通读了此次的四篇入围作品，重新痛感到自己担当新人未发表作品的评审的时期早就过去了。”辞去担任了长达三十年的评委之职，他继续在另一个战场战斗，那就是自1994年就任的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会员约两千五百人。

日本政府试图原则上废除图书定价零售制度，江藤淳拍案主张：若从经济效率的观点来看，文艺书没有竞争力，只是一种“愚蠢的商品”。可是，这种小印数出版物刊行近一万种，相当于年度出版总数的五分之一，以图书质量竞争，倚仗的就是维持定价的零售制度。日本出版文化由这个制度支撑著。他非常反感芥川奖与畅销书挂钩，认为那违反了出版社文艺春秋创办人菊池宽设立此奖的初衷。文艺书印行一万册，这就够多了。保卫文学的策略即在于不出畅销书。

《无限近乎透明的蓝》是芥川奖作品中累积销售量最多的，而时隔数年，村上春树又一本小说《1Q84》大畅其销。亚文化早已不是对抗文化，亚文化文学的胜利也就是文学的胜利。江藤淳当然不是因为守不住阵地而自杀，也不必类比三岛由纪夫，从社会找他的死因。雷雨之夜，他在自宅浴室用剃刀割手腕，染红了一池洗澡水，趁自己还割得断血管的时候。他生前经常在论坛挑起事端，却从来不接战交锋，只是自说自话。我是相信他遗书所言的。生不由己，死也不由己，人跟其他动物还有什么两样呢?江藤写了一辈子《漱石及其时代》，第五卷已写到夏目漱石忍著胃溃疡执笔，惜乎一死而未了。但既不是为别人死，又不是为别人生，一本书写不写完，那只是他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