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储藏文稿与书信的箱子里，珍藏着一份已经发黄了的邀请信。这是一份传真件，字迹已不甚清晰。但天头上传真的日期还清晰可辨：九九年四月八，日星期四。
　　这是一封导报的邀请信。信函天头的第二行还有手书的一行极其潇洒漂亮而又见书法功底的手写字：“此件请转谢砚春样，中文导报陶。”
　　陶就是陶维佳，导报著名编辑，人称“ 陶姐”。在我应邀前往东京参加《东瀛人生路》征文颁奖仪式前，我只闻其名，并见过她那一手潇洒漂亮得不让须眉的钢笔字。
　　按道理我应该称陶姐为老师。我们本素不相识，我只是一个向她投稿的学生。陶姐当时在《中文导报》负责的主要版面是“东瀛岁月”，我曾经在她的版面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字改动较大，文章发表后陶姐还附寄了一封信说明改动的缘由，并以绘画色彩为喻点拨我。文坛常有誉为“一字之师”的历史故事。但不必说改一个字就是老师，就是一字不改，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师生的关系。陶姐，我的老师。
　　4月10日到了报社，我见到了办事雷厉风行的陶姐。我不但目睹了她利落爽快的风范，而且还感受了人人都称她为陶姐的亲情。这次颁奖仪式又是一个庆祝酒会。临别时已是深夜时分，陶姐亲自相送下楼。记得那晚有雨，陶姐撑着伞站在出口又对大家一一作了关照。一个风雨中撑伞的形象，?x时在我的心中撑起了一片明朗的晴空。虽然一路上天空中风吹着雨、雨也打着雨，可陶姐那鹤立姗姗的形象在我的眼前却越来越明晰……
　　陶姐对我的关切可以说是关怀备至的，甚至可以用“ 无微不至”这个词来形容。这一点可以从她事前亲自电话邀请、发邀请函，特别是第二天一封追发的便函里体会到。当时我在大阪，已经是“黑人”了，可陶姐并没有因此而歧视我，她甚至还出于一种非常人性的爱护嘱咐我如何乘车。尽管她可以从我获奖的文章《走过三都》里知道我在东京呆过，但她还是极其细心地在追发的信上交代了行程：“ 到东京车站下车，然后转‘山手线’，这是环线，坐错方向亦没关系，正确的方向是‘ 品川方面 ’，坐到品川站再坐两站（不必转车的），到‘五反田’站下即可。”下面还有一段更加详细的说明。殷切叮咛彷佛就像一个姐姐对初次单独出门之小弟的再三交代──我的老师，陶姐！
　　陶姐对我的写作绐终抱着一种促进鼓励的态度。虽然我大多数的文章是在文学版上发表的，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淡忘了我，相反，她还积极为我的写作创造机会。“阪神大震灾”的第二年，陶姐在她的版面策划了一次关于震灾的专题，她也想到了我，曾经多次挂电话向我约稿，遗憾的是当时因种种原因没联系上。后来迎接千禧年做专题的时候，她还是想到了我，她在电话里说我属于一个类型的代表，感想必定比别人深刻。那时我已经忙着打点回国的行李了，但我还是感其言而触发，给她传真了一份我的“黑人宣言”。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离开日本时最后一篇文章《独游琵琶湖》的刊发。这是我的日本留言，也是我的一个情感的渲泄。稿件刚传到陶姐的手里，她的电话就挂过来了，她谦虚并真诚地说：“ 你写得比我好！”或许陶姐不知道，她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却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啊！在我日后创作遇到“冷却”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像寒冬的夜火一样一直在温暖着我，让我时时奋笔不辍地努力着──陶姐，我的老师！
　　从那次东京见到陶姐，已经五个年头过去了。虽然此间陶姐间或还有过两三回的书信关怀，但年前已失去了联系。偶有在日本的朋友告诉我陶姐已离开报社了，这消息让我怅然了一阵子。我不知道陶姐如今是否还在日本，或是回到了她的上海故地？在这日本“御岁暮”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只想藉报纸的一角，再藉唐人的一句诗表达我对陶姐的问候：“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