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本市）天涯草

　　据说，日本所谓的“freeter”在中国被称作“飞特族”，其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劳动与享受兼顾。视工作为享乐的手段，以享乐为工作的目的。两者关系就像人的左腿和右腿一样交替而行。古语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生苦短”，“天有不测风云”，从这个意义上讲，飞特族及时行乐，干一阵玩一阵，阶段性地摆脱职场束缚，彷佛是在沙漠旅行中寻求一片绿洲，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但中国还有另外一些古训，诸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飞特族也不可不思老后之忧。

　　回顾自己的人生，与飞特族颇有相似之处。与我同时代的人很少调动工作，我的一些同学和同事直到退休为止从一而终。而我从中国到日本，先后就职过十几个工作单位。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格及工作上频繁迁移方面看，我也许可称作“准飞特族”或曰“早期飞特族”。不同的是，今天的飞特族大多属于年轻人自发的人生选择，而我则因所处年代不同以及特殊身世等诸多原因，常常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且没能享受过干干停停、半休闲式的快乐。

　　说起来我不算笨。父亲出生在中国河南，是当年闯关东的苦力。母亲出生在日本天草，是二战后未能归国的残留妇人。我三岁时不幸丧母，父亲又目不识丁，和周围的同学相比，我小时候的环境条件最差。但自打上学以来书念得不错，文理并进，写画堪能。文革十年后经过激烈的考试竞争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是百里挑一。我常想，也许是父母间远隔千山万水的血缘关系导致我有点小聪明。

　　大学问家胡适告诫晚辈学子的择业要领是：“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从念书到做事，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我发现自己在求知识做学问上既有浓厚兴趣，也有天赋能力。但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使我醒悟到，在“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背后还隐藏著一个“命之所在”。比如当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于某航校，那是一个开口阶级斗争、闭口意识形态的年代，我虽学业突出却因母亲是日本人等因素，进不了具有保密性质的航空领域，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一家二三百人的农机小厂。十年后尽管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大学，没曾想毕业时再一次被分配到一家专业上不对口、行业上风马牛的企业工作。为了寻求适合自己天性、施展才能的舞台，我曾做过多次努力，终因无人际关系而以失败告终。

　　40岁来日，最初两年，在一家二三十人的铁工厂做工。焊接、钣金、机械组装无所不干。后来为了求发展我换了一个公司，开始从事机械设计等技术工作。由于天性中就缺少应酬社会的能力，加之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为排解苦恼以后又多次改换工作。短的一两年，长的五六年，涉及行业五花八门。这期间也有值得欣慰的事。如十几年前我担当设计的太阳能热水器进入了日本的千家万户，另外我在形体表面展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曾先后两次在日本学术刊物《图学研究》上发表。不过由于职业上的长期流动，日本又没有档案一说，每到一处永远是从零做起，所以终无大的长进与发展。其结果往好了说是“样样通，样样松”。刻薄地讲就是“半瓶醋，无大用”。

　　岁月蹉跎，不觉老之将至。不久前接到通知去社会保险事务所办理年金手续，方知年金少得可怜，对老后生活可谓杯水车薪。回想我的职业生涯，粗略地讲，中国二十年，日本二十年。脚踏两只船，终无立脚点。可叹劳碌一生，事倍功半。我的经历或许可作为年轻人的前车之鉴。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不单纯是我个人的随意选择，身具中日两种血统，命运必然漂泊在两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