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知县）欧阳蔚怡

人到中年最牵挂的莫过于年迈父母的生活起居；远离父母的子女最感到鞭长莫及的莫过于父母健康出现意外。

两个星期前，国内的妹妹打来电话，说是母亲被怀疑有恶性乳腺包块，询问我对治疗方案的意见。自从5年前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渐渐不能独自居住生活，三年前住进了老年公寓。那个老年公寓是我们城市条件最好的，完备的设施和良好的服务减少了我们对母亲的担忧，但是“癌症”的宣判带给人们的恐怖感让我担心母亲的心理承受能力，手术必然会给母亲肉体造成更大的创伤和负担，这更让我不安。

随后给母亲打电话，虽然我无法知道母亲在听到“怀疑乳腺癌”诊断时的心情，但是电话那边的语气倒是十分平静。因为对生活的眷恋，近80岁的母亲选择了手术。母亲说她不怕手术的疼痛，担心的是手术后难以恢复最终不得不在病床上延续生命。比起完全需要别人的护理而痛苦无奈地活著，母亲希望馀生尽可能拥有生活自理的尊严。她拒绝大手术，拒绝对健康影响过大的放射物治疗和化学治疗。

在国内医生和周围人一致主张乾净彻底地手术、切除恶性包块的关怀声中，母亲独树一帜的抉择让我想起了多年来她对自己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决定。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记得母亲一直身体不好，不断地和各种疑难病症交朋友。那时候，在周围的亲戚朋友圈子里，大家都以为母亲离死亡最近。然而，母亲靠著她的毅力和信念奇迹般地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病魔的劫难，反倒是周围熟悉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在了她的前面。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警惕著死亡之神会随时来点名。为了实现自己“让生命最后的烛光有意义地燃烧”的人生理念，母亲常常说：“将来我要把遗体捐献给医疗研究事业”，“我死了不开追悼会，不要墓碑”也是妈妈多次的口头遗嘱。毕竟母亲还没有到那一步，对母亲的话我们谁也不跟她较真。

后来，父亲病倒半身不遂了。为了父亲，母亲开始关心墓地的事情。因为当时捐献遗体的手续并不是那么广为人知，妈妈虽然不再提起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后事依然耿耿于怀。她坚持不要坟茔，对墓地推荐的“树葬”倒是颇有几分中意。母亲几次说要将自己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静静地为树木提供养分。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在想像将来我们这些后人将对著一棵树叩头烧香的情景。

父亲去世了，儿孙们建了老人的墓碑，同时，我们还私下商量在父亲的墓中给母亲留下一个位置。

两年前，母亲在医院进出频繁，她意识到随时都有倒下去再也起不来的可能，于是她开始切实地为自己的后事准备起来。她几次在电话中说办好了遗体捐献的手续，但是需要家属签字，于是催促我抽时间回国。

前年年底我回国看望母亲。在得知我的回国计划之后，母亲早早地就安排好了要我做的事情。我抵达的第二天，接受遗体捐献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就来到母亲住处，对我说明母亲的申请意愿和国家种种有关条例。虽然对这个场面我并不意外，我也希望按照母亲的心愿实现她的最后的愿望，但是，当我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签字，同意在母亲去世之后遗体由医疗单位接收的承诺之后，不禁泪水涟涟。我想像著如果有一天被告知母亲病危而匆匆赶回来的时候，这间房子物在人空。那时我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再也听不到母亲的话语。在衰老的母亲面前，我提前感受了失去母亲的悲痛，流下了伤感的泪水。不过我知道，理解和尊重母亲的选择是对她最大的孝敬。饱经风霜的母亲没有动容，但是可以看出她为自己最后的归宿有了著落而轻松了许多。

因为母亲手术，我赶紧回国了。我希望从来不向命运妥协的母亲能够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她的一生，也理解和赞成母亲对乳腺肿瘤治疗方案的选择。切除乳腺肿块的手术不大，母亲术后恢复也很理想。不过，几天后的肿块病理检查结果却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医生提前将结果通知了我和妹妹，问我们应该如何对母亲说明。

尽管我知道母亲心里不希望听到最坏的结果，但“良性”的结论可能会更大程度地伤害她的自尊，甚至会破坏母亲对我们的信赖。最终，还是由医生直接告诉母亲“早期恶性肿瘤”的确诊结果。母亲静静地听完医生的说明，她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怕”。听起来像一个孩子说的话，其实这是她心中仅仅留存的那一点点希望破灭的反应。

我一直试图用一些医疗攻克癌症的事例安慰母亲，但是母亲却豁达地说癌症终究还没有被人类征服，不过她不会轻易向命运屈服，她要通过锻炼和食疗等方式与癌细胞的繁殖速度赛跑。

面对开始倒计时的生命，母亲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观和从容的态度让我学会理解“死”和“生”的含义。许多人面对“今后的人生中你有哪些打算”的设问往往茫然无答。如果当他被告知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健康的人有了对“死”的思考，他的人生内容一定会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