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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动词
日期: 07年04月4期

■(福岛县)渡边寿子

“对象”,原意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后来才引申为特指恋爱的对方。约定俗成,谈恋爱一般就说是“谈对象”,只是这“对象”怎么谈法,在遣用动词各地还是存在一些细微差别的。汉语的奇妙由此略见一斑。

上海人说是“相对象”。“相”的含义近似于“看”,它是一种多角度的看,多了一层捉摸的意思。一个“相”字,透出了上海人的精明。终身大事不能马虎,职业,收入,长相,家庭人口,住房条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总要亲自“相”得满意才行。女的要亲眼看看是不是“郎才”,男的要亲眼看看是不是“女貌”,这里关键是仔细挑选,到可心可意为止。就如梁实秋先生所调侃的,“都往往在心中经过一读二读三读,决议之后再复议,复议之后再否决。”据说上海人的婚姻总体上比较稳固,我想同婚前的“相”不无关系。

浙江人说是“讲对象”。亲戚朋友见面,常会关心对方子女“对象讲了吗”?在江浙方言的语境中,“讲”与“谈”是有区别的,“谈”是一种交流,是互相倾诉,“讲”有时却要由第三方介入甚至扮演主导角色。究其由来我猜摸大概同江浙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自南宋朝廷偏安杭州,政治文化重心随之南移后,江浙一带封建伦常习以相传,婚姻讲究的是“明媒正娶”,“男女授受不亲”,被奉为金科玉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敢于冲破封建禁锢的少男少女毕竟是少数,而且也只能凭藉月光的掩护,终究缺乏走到阳光下的大胆,大多数婚姻都须由媒人撮合,也就是由媒人来“讲”的。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媒婆在江浙城乡仍是很吃香的职业。时下虽然自由恋爱早已冲破封建藩篱成为社会潮流,在大众场所相拥相亲卿卿我我也司空见惯,甚至更有前沿青年可以在心仪姑娘住所前用玫瑰花堆砌出“花塔”,然后用手提喇叭向普天下宣布“姑娘,我爱你!”但语言的历史惯性还是将“讲”字留了下来,只要是谈婚论嫁,还是叫“讲对象”。这叫“旧瓶装新酒”吧。

东北人说是“处对象”。未“谈”先“处”。听起来似乎有点试婚之嫌,但其实它折射出关东老乡对生活的务实态度。如果说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华文化的辛苦特色,那么在环境更为恶劣的东北,这种辛苦特色就多了一层严酷的色彩。婚姻好比“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逃出来,这只是文化人在婚姻完美主义道路上的喟叹。试想,当朔风和冰雪将窝棚封得严严实实时,任何对感情质量希冀的男女情愫,都难以代替现实要求回答的生计问题:粮食够么?过冬煤准备得充分么?粉条、冬白菜能接济到明年开春么……表面看来婚后男的多了一分责任和尊严,自豪地称为“老爷子”,女的呢,在低眉顺眼中信奉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人生哲学,但实际上是男女两副肩膀在共同扛起生活的重荷。所以在东北,结婚就叫做“过日子”,婚姻就叫做“柴米夫妻”。“柴米夫妻”免不了也有口角相争,但要“过日子”,婚姻的持久性是为社会所看重的。为了婚后不生变故,先“处”一段总比吃后悔药来得好。所以这个“处”字,颇耐人寻味。

农村普遍说是“找对象”。有人说农民关心两大问题:一是能不能填饱肚子;二是能不能传承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生育是家族的大事。但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村大都处于“无米之炊”的阴影中,农民缺乏婚娶的必要经济基础,所以打光棍不是个别的现象,“光棍村”,“光棍乡”时有所闻。农民因为找媳妇难,所以民间文学才杜撰出《天仙配》,让董郎遇见花容月貌的仙女,用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聊以画饼充饥。在一些农民听来,连布谷鸟的叫声都成了“光棍苦!光棍苦!”一个找对象的“找”字,是我们破解过去历史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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