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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100年的“创造社”与100年的《沉沦》
日期: 21年06月3期

东京女子大学的校园

弥生

2021年6月5日,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与日本华文文学笔会10周年纪念委员会联合举办了《郁达夫在名古屋——青春的骚动》的文学讲座。

此时,恰逢“创造社”诞生100周年以及郁达夫成名作《沉沦》问世100周年。

“创造社”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1921年6月8日成立的文学团体。成立地点是在郁达夫的当时留学日本时居住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主要成员也是由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
100年后,在日本坚持文学创作的日本华文作家们,想到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留日的华文作家先辈们的学习与致敬。

此刻,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东京还处在“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利用网络会议的方式,虽是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却也成了最合适于现代人状态的一种会议形式。

“创造社”成立不久后,在1921年秋天,“创造社”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其中有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翻译的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诗歌,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其中代表诗篇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作,突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以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也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沉沦》多次再版,被阅读至今。

《沉沦》是郁达夫于1921年5月写于东京的小说,也是郁达夫的成名作和早期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他热爱自由,充满幻想,富有反抗精神。出国前,家乡学校里的“专制的弊风”,把学生的自由,“压缩得如同针眼儿一般的小”,他“总有些反抗意志”,到日本留学后,由于因为来自弱国所感到的自卑,社会的冷遇和日本同学的疏远,他感到寂寞和孤冷。作者以日本“私小说”式的手法细致地描写了这位忧郁型青年,在精神上和生理上的难以排遣的苦闷情绪,因此也使《沉沦》以清醒的病态心理解剖意识,成为现代新文学中首部描写灵与肉冲突的二重人格形象佳作。

这次的网上讲座,因为主讲人高文军老师身在日本名古屋,对郁达夫100年前留学所在的名古屋8高的生活,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收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又有香港岭南大学的著名学者许子东教授、和既是郁达夫研究家也是郁家后人的郁峻峰先生的出席,使参加会议的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爱好者、媒体人、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移民和留学生等等达到900多人,之后的录像回放达到了1200多人,轰动海内外。让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魅力和留日作家前辈受到关注而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为100年前在日本成立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和郁达夫等华文作家们感到骄傲。

在筹备讲座期间,我重温了郁达夫的小说和诗歌,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自己刚来日本留学时,在语言学校学习了基本的日语,茫然不知接下来该去哪里学什么的时候,有幸得到了袁鹰老师的帮助,介绍我到东京女子大学的伊藤虎丸老师那里学习,而那时,伊藤老师给我的课题就是,让我重读郁达夫。

那时,刚来日本两年的我,脑子里装满了国内政治的条条框框,对于老师给我的课题,我充满了惶惑和不安,《沉沦》里的那些“色情”描写,那些颓废意象,我印象里一直是被批判的,如果不用我们惯用的批判眼光来看,我该怎么看?

伊藤老师很耐心,问我有没有读过日本的“私小说”,我说只读过川端康成和夏目簌石的作品,其他就没有了……伊藤老师说,“你要多读一点儿日本的文学作品,要研究郁达夫,了解一下日本的私小说也很有必要。”说着,还随手给我在纸上写下了一些人名和书名。

我对自己的知识贫乏感到羞愧。我拿着伊藤老师写的书名穿过东京女子大学的美丽校园去图书馆找书,东京女子大学的校园安静而美丽,春天里有各种各样的花儿盛开,我却没有心思停留。

1987年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不是国派或官费去外国留学,除了必须要在学校上的课以外,得有一大半时间要花费到为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做的打工上,能在图书馆坐着看书,对于那时的我是宝贵而有些“奢侈”的事,我的读书时间多是在去打工的电车路途上和下班以后的深夜里。

 “私小说”是日本大正时代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在1924年至1925年间,久米正雄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宇野浩二的《私小说之我见》等文章,认为私小说是日本的纯文学,是散文文学的精髓。并对于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称为“私小说”。

  “私小说”的作者会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描写作者自己的心境,能够把人从“生活的不安和生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是私小说的特征。

伊藤老师给我的书单上,有田山花袋的《棉被》,有葛西善藏的《湖畔手记》和《弱者》,有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有谷崎润一郎的《细雪》,

有志贺直哉的《在城崎》,有尾崎一雄的《虫子的二三事》等等,都是那时孤陋寡闻的我没有读过的,其实,我这个中文系的学生,哪里读过日本文学的作家作品呢,况且是读日语原文。


武藏野的田园风光

《田园的忧郁》是佐藤春夫的代表作,描写了主人公为躲避都市的喧嚣,携妻子和狗来到荒草茂盛的武藏野闲散安身。然而退居荒僻之地后,焦虑和幻觉却常常向他袭来……作品以诗一般的笔触展现了武藏野的四季变换,表达了都市青年面对青春的忧郁、苦闷与彷徨,充满了世纪末的颓废气息和倦怠感。   而这些,都对郁达夫的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这次“郁达夫在名古屋-青春的骚动”的讲座上,高文军老师利用自己身在名古屋的地利优势,把《沉沦》作品中景物,用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当年名古屋的老照片,再现郁达夫留学名古屋八高时的风景和市貌,让我们在了解小说写作地点的历史氛围的同时,追踪探索了人物精神变化的轨迹。

这次作为主讲嘉宾的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和郁达夫嫡系孙郁峻峰先生。
许子东老师因郁达夫的研究而有名,他说,因为研究郁达夫,在1988年,他还受到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的邀请来日本访问和交流过。

我又一次地,听到了伊藤老师的名字……那时,我曾那么有幸地在伊藤老师身边学习和受到他的照顾,我怎么就那么不珍惜呢?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是伊藤虎丸老师的著作,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章节,有“《沉沦》论——从《沉沦》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和方法”的专门一章,而对此论文,我真正读懂了的时候,伊藤老师却也再也不在。
  
 100年后的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时代互联网的产生让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小小的手机和电脑,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连接了中国与外国,因为郁达夫,又连接了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我们。

在回答“郁达夫作品中的唯美颓废与西方世纪末作家作品中的唯美颓废有什么不同之处?”的提问时,许子东老师做了这样的回答:
“在我再版的《郁达夫新论》里,写过一篇郁达夫与外国文学。我大概的观点是,在卢梭在法国文学那里,他学到了人道主义,在德国文学那里施笃姆那里一种感伤的情调。在日本的私小说里学到了小说的形式。其实不单是小说的形式,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他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民俗特点等很多的吸收。但是,郁达夫之所以成为郁达夫,是因为他在现代文学当中的地位。换句话说是中国的读者、中国的青年人眼中的一个作家。在中国读者眼中的郁达夫的伤感、颓废,虽然骨子里是有浪漫主义,外表是有德国的那个感伤的东西,形式上有日本的私小说。”
“但是他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有一种多余人的社会身份,就是“零余者”。而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俄罗斯文学,是跟屠格涅夫这些作家相通的。……我发现他跟俄罗斯文学的这个精神契合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沈从文他们喜欢的郁达夫就是一个零余者,就是一个多余人”。
“他从日本回到中国以后,在社会上找不到位置。他在精神上的颓废,不是真的颓废,他的颓废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像今天国人说“躺平”,“躺平”不是彻底放弃啊,这个“躺平”颇有郁达夫之遗传。”
“所以我觉得郁达夫这种貌似消极,其实他写的文章是有所为的。这个100年前的中国人能够理解,今天要是不能理解,那就太荒唐了啊。”
感谢许子东老师,让我们理解和学到了这么多……

100年匆匆而过,在所有的热闹和争吵都被时间淘汰干净之后,我们看到“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沉沦》依旧在我们后来者的记忆和书单上,作为身在日本的华文文学作者,留日先辈们所走过的路,所留下的巨大的精神遗产,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我对文学所带给我的救赎,充满感激。(2021年6月9日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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