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京）裕 纪

　　清晨的大楼前，总有这样一番风景：每到八点半左右，母亲们带著学龄前的小孩匆匆从家里出来，互相招呼著，骑上自行车载著孩子离开；九点过后，母亲们又聚到了自行车驻车场或大楼的前面，三三两两地聊著天，说一些时事新闻，道一些家长里短，这就是日本主妇一天的开始，就像日出而耕，日落而息那样有著固定的规律，一成不变。
　　很久没有见到七楼的麻理了，她和我一样是从中国嫁来日本的，于是两人就自然而然地多了一份亲近。从秀美丽江来日的麻理，在新宿开了一家整体院，一个女人忙于生意和理家，是不是累倒了？
　　“不是，不是！你不知道吗？她广西的父亲来日本了！”同住七楼的惠美这样告诉我，眼睛里流露出复杂而神秘的情绪，“真是一个孤僻的中国老头！”
　　早听说麻理的父亲要来，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到了。我知道，麻理的父亲是中学的数学教师，连年被评为市先进教师。麻理把他从桂林办来日本，第一为了让他和孩子见见面，来日本享享福，其次也想让他补一下大儿子的数学，教一下小女儿的中文，可谓是一举两得。
　　一个先进教师，如何会性格孤僻？我带著这样的疑问，敲开了麻理家的门。
　　麻理不在家，是他父亲开的门。那是一个黑脸膛的老人，中等身材，五官清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眉眼里流露的表情有些僵硬。他把我让进屋后，就不再说一句话，我也只能和孩子们闲谈了几句便离开了。
　　麻理父亲紧张和拘谨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淡淡的疑惑：他为什么如此紧张呢？害怕见陌生人的性格，难道能成为站在课堂上口若悬河的教员？后来，在不同的地方见到这位广西来日的老伯，每次见面，他都是一脸的惶惶，躲躲闪闪地逃避著和人接触。只要日本邻居和他打招呼，他就低著头沿著墙角飞快地走掉，感觉上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虽然住在八楼，为了避免和别人在电梯那个狭小的空间共处，他宁可走旁边的避难楼梯，久而久之，我便不再主动地和他打招呼了。
　　一个月下来，再遇到麻理的父亲时发现他瘦了很多，双颊深陷了下去，颈部好像只剩下了一张皮吊在那里。
　　八月初，麻理又出现在送接小孩的人群里，她的神色比两个月前还要疲惫：“我把父亲送回桂林了。真是的！来到日本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应付他，比面对著十个难缠的客人还累。”麻理的心里好像窝著一盆火，原先如意算盘现在成了一场恶梦般的经历。
　　她说，父亲来日本后，就开始变得有些神经质，害怕和人交往接触：“隔壁的惠美听说我父亲来了，亲自做了奶酪蛋糕送来，他倒好往里屋一钻，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又不懂日语，害怕和日本人打招呼。就这样，他每天像一个大家闺秀似的闭门不出，看到我老公也是沉默不语，从不搭话，而只要是我和他两个人在家时，他就一味地任性，发莫名其妙的脾气……对孩子们，他倒还好啦。但看得出孩子们并不喜欢他，对他教授数学的方法并不买账。这算是真正地伤到他的心了。在中国，他可是人人尊敬的优秀数学教师呀，暑期上门补课的孩子都挤破了门槛了……他哭了，那天晚上哭得很伤心。我说，你要不还是回国吧！他点了点头，说他是想我妈了。”说到这里，麻理的眼睛红红的，她说母亲其实早就去世了，父亲这时说想念母亲，一定是孤独得无以为寄了。
　　麻理说，有时候人真的是左右为难。像她这样的独生女儿，总想把父亲办来日本，让父亲也享受一下儿孙绕膝的天伦之福，但却总是事与愿违。“裕纪，你也是独生女儿，你今后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像我们这样远离家乡亲人的独生子女，想尽孝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