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下午，我发现钱包不见了。星期天的晚上我还用过呢，肯定是早上匆忙赶巴士时，钱包从口袋滑掉了。
　　钱包里的现金不多，二万日元左右。里面有一张VISA卡，是可以随时拿去购物的。更重要的是里面有我的外国人登录证。
　　钱包丢了还能找回来？我想都不去想，第二天就去重新办理外国人登录证。办事员告诉我，要先去警察署报失，拿到警察署的证明才能办理。
　　办理完所有的手续才松了一口气。VISA卡也还没被用过。失去了心爱的钱包虽有些可惜，还好没什么大的损失。
　　星期三的下午，婆婆把电话给我，说警察署来了领物通知书。这真是意外的惊喜，钱包里的东西一件不少，警察署的人告诉我，拾物人没提出要报酬，但出于礼貌，须向当事人致电感谢。这是当然，即使对方把二万日元都拿走，我也不会有意见。能把钱包交到警察署这够让我感动了。那人只留下单位的电话，在电话里谢过之后，第二天我买了礼品送到他们单位，并一再表示感谢。
　　看到失而复得的钱包，我有些感慨，不得不想起去年8月份回家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我走出武汉火车站，正站在广场中央发愁时，一位中年人热情地迎上来，问我到哪里。以往我是不理睬这些拉客的，这次由于东西太多也希望有人帮我。在广州机场出来就是一位个体车的小伙子帮我送到火车站。就告诉他我要去长途巴士站。他说他们的车正好是去我的所在地。我问是不是那种空调大巴。回答说是的，我就让他扛着我的行李随他去乘车。走了十多分钟，在一个窄小的里弄里停着一辆破旧的中巴。我知道上当了，不想上去。车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问车里的人，这车是去哪里的，他们说是去邻县的，经过我所住的小城，再看扛行李的人满头大汗的样子，又有些过意不去。别人能坐你娇气什么呢，车子虽破旧了点，空调还是有的，再说也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犹豫了一下还是上车了。车上有两个二十来岁的女孩说也是从广州回来的让我有了些安心感。身后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问我从哪里回家，我警惕地回答说从广州，他说他从哈尔滨回来，乡里乡亲的，有了一丝亲近感。
　　车子出发前，上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看一眼就能让人理解“贫穷”这个词的人。他三十不到的样子，座位都坐满了，乘车员拿个小凳子让他坐在中间，车子开了二十分钟左右，坐在小凳上的人喝易拉罐饮料，开瓶时，“叭”地一声巨响，饮料一下子冲到车顶上，溅了周围的人一身。引得满堂哄笑。他旁边的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被喷溅得满身满脸。他瞪圆大眼一通大骂，讥笑那人连饮料都不会喝，似仍不解恨，抢过那人的罐子似要扔到窗外。突然，他大叫起来：“ 这个傻瓜中奖了，还是一等。”随即弄破罐子，从里面拿出一个镀金的牌子，“八万，八万块！”他叫得更响了。我曾在《中文导报》上读到过一篇国内中宝马车的文章，没想到回到家还真遇上类似事件，我也随着他们鼓起掌来。
　　车里顿时热闹起来，有人提醒那人赶快下车去领，车子这时还没离开市区。“这上面写着凭身份证可以到任何一家大型商场兑换现金。”那人傻乎乎地说：他没有身份证。就有人提醒他让你家人去领，他回答说：他没有父母，只有一位瞎了眼的奶奶和一位病躺在床上的爷爷。多可怜呀，我在心里叹着，但愿这笔钱能改善他的生活。
　　很多人开始为他出主意，有人说不如卖给别人拿点现钱。那位骂他的人问他卖不卖，他说卖，“多少钱卖？”傻子回答说：“只要能买一头牛就可以了。”这个人原来脑子真有点问题。这下好了，整个车子都沸腾了。一个个拿出钱包，有的拿出银行卡，有三四个外地人模样的男人叫得特别的响，争先恐后地报出价格。
　　当最后一个准备成交时，我蹭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喊道：“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他。”我的喉咙被什么堵住似地有些哽咽了。人民币没有千元的，我看到他拿出的几张纸币充期量也就几百元，即使加上他脱下的手表和手上拿着的手机也抵不了几个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