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个有各色反响阅读人次上达几千的中篇小说，叫《爱入膏肓》。写的是一个小城里改革大潮峰巅上下的一群男女生死悲欢的故事。这些人物有记者老板女能人官僚子女和腐败干部等等，是一个最后死的死伤的伤离的离逃的逃捕的捕的悲剧。尽管有慈悲妻子为爱情而舍命救夫这样感动读者的重镇角色，但我未觉有丝毫感动。原因就是这种悲剧故事所代表的悲剧性缺少人性里原始的悲剧因素。丧失是悲剧，而丧失的理由和原因是悲剧性的含量所在。《爱入膏肓》里的丧失之所以不能唤起共鸣是因为这种丧失不是在原始性求生途中付出的代价，而是酒足饭饱之后剩余时间剩余能量剩余感情派生出的泡沫一样繁衍飘生出的一片欲望的破灭。被这种泡沫的积压所打垮的婚姻以及相应演绎出的人生悲剧，几乎很难打动现在对爱情和婚姻已经漫不经心的读者。一个忠诚贞节的妻子，已经打捞不上来快沉到井底的婚姻砝码。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爱情失重道德失重的新时代。没有朴素的人性做衬托底色的悲剧在美学意义上来看是贫血的。如果说这样的悲剧发生是由于这群人的醉生梦死，《东京伤逝》的悲剧则是由于梦不死而求生。
　　用两天时间看完了这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作品。有几处让我流泪。作家写出一篇小说只是他自己工作的第一层次完成，写出一篇出色的小说是第二层次的完成，而与读者构成真诚的相遇则是这项工作的最高层次完成──作家的感动转换为读者的感动-共鸣-作品的成功。
《东京伤逝》讲述的是几个20世纪末来日本求学的两对年轻夫妇及周边几个人的故事。故事记述了这几个人物的青春、爱情、婚姻、事业、学业、理想、信任和尊严等等，所有常人所具有的这些东西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点点丧失殆尽的过程。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从夫妇到各自他人，从自信到自卑，从健康理智到病态疯狂。无疑，这是一个悲剧。学会休闲的现代人也许不再善于把自己的时间用来阅读悲剧故事。前几年有一个介绍留日小学生故事的电视纪录片，在中国大陆获得关注并在日本也上映。但我分别听到两个在日本从幼儿园开始读到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说，那个节目反映的美好他们从来没体验过。可见，即使是孩子，在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着许多述不出却忘不掉的苦难。也许他们遇到的障碍在他们幼小而稚弱的心灵世界里比之成人更加难以超越，因为他们不仅不是自己选择了这里，他们还意识不到自己不堪忍受时还可以有一个“回去”的哪怕是假设的空想退路。他们在许多不能解释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不开心的日子里送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些孩子不是他人，都是我们自己的骨肉亲情。旅日华人的悲剧虽是某一个某几个具体人物的故事，但是它却不同程度地疼痛着几乎所有华人的感情历程和心理记忆。
　　现代人每日忙于奔波，闲下来时谁都想尽量轻松。但是阅读悲剧也能达到释放疲劳和内脏清洗的效果，读下来像是跟着故事人物做了一套完整的精神体操。
　　每一个在1990年前后来到日本求学的人，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成功五光十色的美满柳暗花明的幸福时刻的到来，但是你哪怕只有一时一刻一天一年的失落倒霉压抑和痛不欲生的体验或者记忆，你就一定能在这里找到那种痛苦的重迭，你就能感应到作品人物中寂寞无声的凄凉之泪曾经流淌在自己的脸颊。读着纸上的故事，你会感到这些人时而是你的朋友，时而是你的手足，时而又是你自己。
几年前《东京伤逝》在《中文导报》连载时，曾有一个人对我说有人细数过张石的《东京伤逝》，每750字就有一次“插入”。那时我没有连续阅读过它，所以只是应了声“是么？”。昨天，翻开书刚刚进入阅读，就立刻进入了一个凄寂哀痛的境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东京。灯红酒绿，如歌如画，车流似水，人影匆匆。这里物质着世间的顶极富有，这里灌溉着人性里蔓延不尽的欲望，这里吸舐着青春的血液，这里伴随着隅田川的流水不断流淌着的是年轻华人们比纸单薄的命运，这里翻飞着比命还厚重的空气一般透明的钞票。这里把来这里求学求生的华人挤榨到只剩下痛苦的记忆，使他们贫瘠到除去全身心的贫瘠便一无所有。这里什么都有，惟独没有给你修复伤口的抚慰。你即使对着东京的夜嚎叫你的郁闷不平，你即使在都心卧轨到隅田川投河，东京繁华依旧，河水照流潺潺。它是宠辱不惊悲喜不动的。是你自己的命脉太细微，是你的尊严太虚空。读着它几次会让你发问这故事里的人物或者自问：当年我们是不是没做好准备就背上了赴日的行装？你受不了的时候为什么迈不动回归故国的脚步？
　　也许应该说所有的问题来自于我们自身。初踏异国，尚未真正开始这里的生活，便开始了亲人之间的决裂。所谓文化冲击的震动。这种冲击直击我们得以延命的胃和得以延续签证的学费学籍。迫于这两项基本需要，最先遭到摧毁的是来日本之前编织好的朴素的爱情网和婚姻的小巢。当他们评点自己除了妻子的美貌和身体以外没有任何赖以生存的能力资本时，不得不战战兢兢把自己投入到被“消费”的交易中。这时，以往的爱情和婚姻，就像某一根易脱的头发一样，它随时可以飘落在肩头，然后飘失在风中。它本来是长在你的头上的，可是它一旦脱落你就再也无法植回到你的头。这种震动体现在一个未婚者身上时，表现为一时的惶惑不安和莽撞失落，或求友倾述或恶用智慧来钻日本社会大秩序下的小空子（比如小六子的“ 烟管乘车法”）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流入迫使日本社会补充健全了很多留有自觉空间的宽松约束。有的日本人惭愧地说日本人比德国人道德感低下，因为德国的电车站出口根本没有栏杆和验票感应器，他们的国民自觉度高。华人的涌入巧用着这仅有的一点宽松，并没有罪恶感，因为把钱用来买了可以不买或者少买的票而使自己挨饿或者使亲属仍陷贫困的罪恶意识才更令自己难堪。
　　也不妨设想一下，小说中这些人若是不曾来到日本，在日月换新天的中国，他们的婚姻又能有几多保障呢？与其说是婚姻的脆弱，莫不如说是求生的艰难。每个人物都伤痕累累，但作品不是控诉而只是讲述，连倾述都不是，因为他们彷佛都是受害者但却找不到加害者在哪里。日本不是他们的敌人。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没有压迫剥削和排挤这些外来人的进入。三个女人都是主动走进了“司那库”的门，两个女人物又主动投奔了日本人的婚姻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