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本和德国对战争的态度进行比较，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
日本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外交官曾这样向我解释日德战后处境的不同：在日本，由于天皇体制依然延续，因此要寻找战争的责任者变得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战前军部首脑在东京审判中主动承担了战争责任，并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由此获得了国民的同情，也成为今天他们在靖国神社受到部分国民祭奠的社会心理动机；而在德国，纳粹体制的中断和希特勒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则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德国人完成了集体心理解脱的过程。
德国和日本的异同
在为数不少的日本人看来，德国当年的罪行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径，其责任者主要是希特勒纳粹及其党卫军，二是德军在欧洲正规战场上的作战，战后德国清理比较彻底的是前者，并因找到责任者而向世界作了深刻的忏悔；而日本当年则并未对邻国实行种族灭绝，进行的只是正规战争；至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行径，基本上被归类为正规战中士兵的违反军纪，一如今天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
必须承认，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层面须仔细区分。首先，在战后德国人的心目中，负罪感最深的确实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而对于德军在正规战场上的罪行，尤其是德国军人的批评，战后德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讳莫如深，其症结在于普鲁士道德观中的忠诚、义务和军人责任感一直使许多德国人无法释怀；1997年，慕尼黑曾举办一个关于帝国国防军（即纳粹正规军）的展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但经过全社会广泛的辩论，近年德国基本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社会共识，即当年的德国正规军依然犯下了罪行。
其次，即便忌讳批评德军士兵，但战后德国从未回避或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战后德国也有一些领导人曾到德军士兵阵亡幕前献花圈，但在德国人心目中，对阵亡士兵的祭奠和对侵略责任的承担是可以分开的，而非以前者掩盖后者，这是德日之间的本质区别。
若以战后德国的眼光来看，会发现今天日本社会的一些用词是颇令人费解的：1945年8月14日投降的日子，在日本被称为“败战之日”甚至“终战之日”，而5月8日纳粹投降的日子，在德国则被称为“解放之日”（德国人将这一天看作是从纳粹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日子）；当许多日本人提起“战争牺牲者”的时候，他们指的大都不是被侵略国家的牺牲者，而是战死的日本士兵。
一个十分启人思索的现象是，笔者单独接触的所有欧洲驻日外交官，私下都对今天日本在战争历史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解释持相当的批评态度，并对日本在此基础追求“正常国家”或大国外交的走向表示担忧。
模糊历史观与和平主义
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最近十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右滑趋势，尤其是知识界的右滑与日本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的左倾形成截然反差。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除了经济滑坡导致保守心态上升外，冷战结束令左倾知识分子原有心目中的偶像倒塌也是原因之一，因而令一些原本就非成熟左派的知识分子迅速倒向右翼。
日本的这一情况与十几年前的德国颇为类似。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新纳粹势力随即迅速膨胀，烧杀外国人的案件经常发生，其规模和凶恶程度均超过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时逢德国经济困难，加上南斯拉夫内战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德国，令文化心态本已保守的德国国民对于外国人更为反感，当时也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倒向右翼。但十多年后的今天，德国的右翼势力无论在地方还是联邦选举中，始终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证明战后德国民主社会已具备了一个比较健康、健全的自我掌控机制。
因此，若以全球和宽容的眼光来看，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右滑尚不足以完全构成人们担忧的理由。这里须考察的关键是：一、日本右翼的组成情况及其结构和影响力；二、日本知识界的主导倾向；三、日本知识界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日本社会的自我掌控机制。
以笔者浮浅的观察，虽然日本知识界近年出现右滑趋势，但还是有一些头脑清醒并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精英，持续向社会提供另一类视角；这些人虽然大都不在政府智囊的主流中，但却通过媒体依然握有话语权和解释权，并以此保持对公众的影响力。
从日本公众来说，目前呈现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即模糊的历史观和战后近60年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几乎同时占主流地位。虽然其间的逻辑和未来走向尚有待研究，但是从日本人的模糊历史观，推导出日本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则是一种缺乏足够理据的臆断。
对右翼结构须加分析
最后，从日本民主主义派（或称右翼）的结构来看，它其实揉合了战前和战后两种民族主义思潮，前者反美，后者亲美；前者极端，主张日本摆脱美国束缚，走向外交和军事的完全独立，后者则主张强化日美同盟。
虽然从安全战略上看，亲美右翼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构成心理挑战，但对于抑制极端右翼的角度看，日美同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真正危险的其实是反美的极右派。虽然亲美右翼内部还可以分出许多不同倾向，但在倡导“正常国家”走向时，亲美右翼和反美右翼心目中的模式基本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张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外交作用，并藉以实现日本的战略利益；而后者则主张恢复战前日本的帝国野心。
从目前来看，亲美右翼无疑为右翼中的主流；日本绝大多数国民虽然思想保守，但在投票行动中还是会避免做出极端的选择。这是在观察日本右翼状况和社会走向时，必须把握的一点。
日本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外交官曾这样向我解释日德战后处境的不同：在日本，由于天皇体制依然延续，因此要寻找战争的责任者变得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战前军部首脑在东京审判中主动承担了战争责任，并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由此获得了国民的同情，也成为今天他们在靖国神社受到部分国民祭奠的社会心理动机；而在德国，纳粹体制的中断和希特勒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则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德国人完成了集体心理解脱的过程。
德国和日本的异同
在为数不少的日本人看来，德国当年的罪行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径，其责任者主要是希特勒纳粹及其党卫军，二是德军在欧洲正规战场上的作战，战后德国清理比较彻底的是前者，并因找到责任者而向世界作了深刻的忏悔；而日本当年则并未对邻国实行种族灭绝，进行的只是正规战争；至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行径，基本上被归类为正规战中士兵的违反军纪，一如今天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
必须承认，这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层面须仔细区分。首先，在战后德国人的心目中，负罪感最深的确实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径；而对于德军在正规战场上的罪行，尤其是德国军人的批评，战后德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讳莫如深，其症结在于普鲁士道德观中的忠诚、义务和军人责任感一直使许多德国人无法释怀；1997年，慕尼黑曾举办一个关于帝国国防军（即纳粹正规军）的展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但经过全社会广泛的辩论，近年德国基本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社会共识，即当年的德国正规军依然犯下了罪行。
其次，即便忌讳批评德军士兵，但战后德国从未回避或否认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战后德国也有一些领导人曾到德军士兵阵亡幕前献花圈，但在德国人心目中，对阵亡士兵的祭奠和对侵略责任的承担是可以分开的，而非以前者掩盖后者，这是德日之间的本质区别。
若以战后德国的眼光来看，会发现今天日本社会的一些用词是颇令人费解的：1945年8月14日投降的日子，在日本被称为“败战之日”甚至“终战之日”，而5月8日纳粹投降的日子，在德国则被称为“解放之日”（德国人将这一天看作是从纳粹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日子）；当许多日本人提起“战争牺牲者”的时候，他们指的大都不是被侵略国家的牺牲者，而是战死的日本士兵。
一个十分启人思索的现象是，笔者单独接触的所有欧洲驻日外交官，私下都对今天日本在战争历史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解释持相当的批评态度，并对日本在此基础追求“正常国家”或大国外交的走向表示担忧。
模糊历史观与和平主义
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最近十年日本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右滑趋势，尤其是知识界的右滑与日本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的左倾形成截然反差。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除了经济滑坡导致保守心态上升外，冷战结束令左倾知识分子原有心目中的偶像倒塌也是原因之一，因而令一些原本就非成熟左派的知识分子迅速倒向右翼。
日本的这一情况与十几年前的德国颇为类似。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新纳粹势力随即迅速膨胀，烧杀外国人的案件经常发生，其规模和凶恶程度均超过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时逢德国经济困难，加上南斯拉夫内战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德国，令文化心态本已保守的德国国民对于外国人更为反感，当时也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倒向右翼。但十多年后的今天，德国的右翼势力无论在地方还是联邦选举中，始终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证明战后德国民主社会已具备了一个比较健康、健全的自我掌控机制。
因此，若以全球和宽容的眼光来看，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右滑尚不足以完全构成人们担忧的理由。这里须考察的关键是：一、日本右翼的组成情况及其结构和影响力；二、日本知识界的主导倾向；三、日本知识界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及日本社会的自我掌控机制。
以笔者浮浅的观察，虽然日本知识界近年出现右滑趋势，但还是有一些头脑清醒并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精英，持续向社会提供另一类视角；这些人虽然大都不在政府智囊的主流中，但却通过媒体依然握有话语权和解释权，并以此保持对公众的影响力。
从日本公众来说，目前呈现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即模糊的历史观和战后近60年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几乎同时占主流地位。虽然其间的逻辑和未来走向尚有待研究，但是从日本人的模糊历史观，推导出日本必然走向军国主义，则是一种缺乏足够理据的臆断。
对右翼结构须加分析
最后，从日本民主主义派（或称右翼）的结构来看，它其实揉合了战前和战后两种民族主义思潮，前者反美，后者亲美；前者极端，主张日本摆脱美国束缚，走向外交和军事的完全独立，后者则主张强化日美同盟。
虽然从安全战略上看，亲美右翼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构成心理挑战，但对于抑制极端右翼的角度看，日美同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真正危险的其实是反美的极右派。虽然亲美右翼内部还可以分出许多不同倾向，但在倡导“正常国家”走向时，亲美右翼和反美右翼心目中的模式基本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主张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外交作用，并藉以实现日本的战略利益；而后者则主张恢复战前日本的帝国野心。
从目前来看，亲美右翼无疑为右翼中的主流；日本绝大多数国民虽然思想保守，但在投票行动中还是会避免做出极端的选择。这是在观察日本右翼状况和社会走向时，必须把握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