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两会”期间3月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长李肇星遇到日本《东京新闻》记者询问中国外交部对“ 对日外交新思维”的提法有何看法。李肇星并未从正面回答，但“ 对日外交新思维”这一话题却再度引发了海内外各方关注。实际上，“ 对日外交新思维”确实有其背景及实质。
从20世纪最后几年至今，中日关系波谲云诡，起伏不定，恶性突发事件不断。说到底，中日关系最大问题点是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从双方经贸往来看，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两国的贸易额2003年达1363亿美元，高于中美贸易的1200亿美元，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还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出口市场；到2003年，日本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还是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及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经济互补性还体现在，日本是中国主要的资金和技术提供国之一，也是给予?父??⒃???DA）最多的国家，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作用极大。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近两年的复苏与增长也离不开中国的景气。今年2月17日的日本《经济学人》发表了题为《日本经济离开对华出口不堪设想》一文。日本其它报刊也有类似论调。
但中日的政治关系却停滞不前。由于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小泉首相上台以来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今后还将继续参拜。中方认为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加上日本不少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众所周知，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而台湾问题则是当代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带来的严重性损害后果，即造成了两国首相互访迟迟未能成行，至于进行某种战略性协作就更无从谈起。
中国的舆论界与学术界不少人士对此深表忧虑，通过一番运筹，他们提出了不少关于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思路和建议，这就是“ 对日外交新思维”出台的背景。于是，“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各类观点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
首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前后，有较深背景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于2002年第6期刊出了《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马文主张，“ 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于日本要成为?钢未蠊?途?麓蠊?乃咔蟆??颐且膊槐卮缶?」郑?灰?美?肺侍夥涟?腥丈罨?煌?！苯幼牛?迷又居钟?003年第2期登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的论文《中日接近与“ 外交革命”》。时文支持对日新思维，并为对日“外交革命”进行论证，主张为改善对日关系做出让步：搁置历史问题争端、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支持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马、时“石破天惊”般的言论立刻激发舆论强烈反应，形成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作为主战场的网络充斥着大量反驳和斥责马时两人的文章。稍后，正规的学术杂志也卷入进来，但观点较网络冷静客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主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9期在“ 对日关系战略思考与比较”总标题下登载了一系列观点各异的文章，围绕如何从长远和战略高度思考中日关系开展相对冷静的深入讨论。该所副所长王逸舟对马时的观点虽未置可否，但却从宏观上论证了“中日关系的十个问题”，指出看待和发展中日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但又必须谨记历史”。
时殷弘随即又发“ 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一文指出，仍坚持原来基本观点，认为中日关系“ 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因为中日两国正在发生“ 双重基本变化”，即中国正在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 正常国家”的态势下，中国应“重新思考”坚持改善关系的两个前提，即“情感式外交框架”与“ 坚持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令中国满意的全面和深刻反省”。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则从“工业化与中日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对日外交战略的重要性，他还引用邓小平的话“ 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温和而巧妙地支持了时的基本观点。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在日华人教授凌星光以《战略对头战术欠妥》一文，明确支持马、时的基本观点，认为两人的文章“针对性强，对扭转中国整体对日关系氛围有益处。”此外，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燕怡关于改善和发展“ 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文章也认为，中日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大方向不会逆转，但矛盾和制约性因素也会增多，结论是：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应成为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障碍，应抱谨慎乐观的态度。
上述文章公开发表后，“对日外交新思维”的论战已进入高潮。具有中国安全部背景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术刊物《现代国际关系》在2003年11期所刊文章，则围绕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展开讨论。但总的基调是温和的，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对日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首次做出了理解性的解释。今年2月26日，中国新华社的《参与消息》就以《中日外交新思维论战再掀波澜》作为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集中报道了海外新闻媒体的相关评论。提要指出：海外媒体认为，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并未得到中国彻底原谅，但强烈的反日情绪已退居次要地位，建立伙伴关系和亚洲一体化的务实思想占据了上风。要取得亚洲领导地位，扮演拥有世界大国地位的崛起者角色，中国需要日本的合作。
日本的媒体也从一个侧面加入了讨论。今年1月18日《产经新闻》的评论认为，“ 实际上中国正在推进新思维外交”，“ 中国新领导层采取的是以新思维为基础，在考虑国内稳定问题的同时，也尊重民族派意见的方针”；2月16日《每日新闻》所刊该报编辑委员石乡冈建题为《日本外交将走向“ 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的文章，认为由于日本对华出口大增，帮助日本实现了十年来第一次经济复苏，将使日本外交由“追随美国”转为“ 重视中国”；2月17日《世界周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中日共同面对21世纪的诸多问题，争取“建立日中双赢的关系至关重要”；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2月14日《产经新闻》发文认为，解决日中历史认识问题要有新思路：“互相把历史观强加给对方，或进行轻而易举的妥协都不会解决历史问题。比这更重要的是努力避免历史问题影响现在的日中关系。相互‘ 理解’比统一认识更重要，对不同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会导致将来实现‘ 东亚共同体 ’”。可以说，这位日本学者的见解与中国学者的“对日新思维”是不谋而合，似乎形成某种“共识”。
从20世纪最后几年至今，中日关系波谲云诡，起伏不定，恶性突发事件不断。说到底，中日关系最大问题点是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从双方经贸往来看，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两国的贸易额2003年达1363亿美元，高于中美贸易的1200亿美元，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还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出口市场；到2003年，日本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还是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及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经济互补性还体现在，日本是中国主要的资金和技术提供国之一，也是给予?父??⒃???DA）最多的国家，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作用极大。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近两年的复苏与增长也离不开中国的景气。今年2月17日的日本《经济学人》发表了题为《日本经济离开对华出口不堪设想》一文。日本其它报刊也有类似论调。
但中日的政治关系却停滞不前。由于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小泉首相上台以来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今后还将继续参拜。中方认为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加上日本不少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众所周知，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而台湾问题则是当代中国最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带来的严重性损害后果，即造成了两国首相互访迟迟未能成行，至于进行某种战略性协作就更无从谈起。
中国的舆论界与学术界不少人士对此深表忧虑，通过一番运筹，他们提出了不少关于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思路和建议，这就是“ 对日外交新思维”出台的背景。于是，“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各类观点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
首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前后，有较深背景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于2002年第6期刊出了《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的文章。马文主张，“ 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于日本要成为?钢未蠊?途?麓蠊?乃咔蟆??颐且膊槐卮缶?」郑?灰?美?肺侍夥涟?腥丈罨?煌?！苯幼牛?迷又居钟?003年第2期登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的论文《中日接近与“ 外交革命”》。时文支持对日新思维，并为对日“外交革命”进行论证，主张为改善对日关系做出让步：搁置历史问题争端、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支持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马、时“石破天惊”般的言论立刻激发舆论强烈反应，形成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作为主战场的网络充斥着大量反驳和斥责马时两人的文章。稍后，正规的学术杂志也卷入进来，但观点较网络冷静客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主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9期在“ 对日关系战略思考与比较”总标题下登载了一系列观点各异的文章，围绕如何从长远和战略高度思考中日关系开展相对冷静的深入讨论。该所副所长王逸舟对马时的观点虽未置可否，但却从宏观上论证了“中日关系的十个问题”，指出看待和发展中日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但又必须谨记历史”。
时殷弘随即又发“ 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一文指出，仍坚持原来基本观点，认为中日关系“ 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因为中日两国正在发生“ 双重基本变化”，即中国正在走向强大、日本正在谋求走向所谓“ 正常国家”的态势下，中国应“重新思考”坚持改善关系的两个前提，即“情感式外交框架”与“ 坚持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令中国满意的全面和深刻反省”。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则从“工业化与中日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对日外交战略的重要性，他还引用邓小平的话“ 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温和而巧妙地支持了时的基本观点。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在日华人教授凌星光以《战略对头战术欠妥》一文，明确支持马、时的基本观点，认为两人的文章“针对性强，对扭转中国整体对日关系氛围有益处。”此外，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燕怡关于改善和发展“ 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文章也认为，中日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大方向不会逆转，但矛盾和制约性因素也会增多，结论是：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应成为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障碍，应抱谨慎乐观的态度。
上述文章公开发表后，“对日外交新思维”的论战已进入高潮。具有中国安全部背景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术刊物《现代国际关系》在2003年11期所刊文章，则围绕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展开讨论。但总的基调是温和的，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对日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首次做出了理解性的解释。今年2月26日，中国新华社的《参与消息》就以《中日外交新思维论战再掀波澜》作为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集中报道了海外新闻媒体的相关评论。提要指出：海外媒体认为，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日本并未得到中国彻底原谅，但强烈的反日情绪已退居次要地位，建立伙伴关系和亚洲一体化的务实思想占据了上风。要取得亚洲领导地位，扮演拥有世界大国地位的崛起者角色，中国需要日本的合作。
日本的媒体也从一个侧面加入了讨论。今年1月18日《产经新闻》的评论认为，“ 实际上中国正在推进新思维外交”，“ 中国新领导层采取的是以新思维为基础，在考虑国内稳定问题的同时，也尊重民族派意见的方针”；2月16日《每日新闻》所刊该报编辑委员石乡冈建题为《日本外交将走向“ 重视中国”的历史性转折点》的文章，认为由于日本对华出口大增，帮助日本实现了十年来第一次经济复苏，将使日本外交由“追随美国”转为“ 重视中国”；2月17日《世界周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中日共同面对21世纪的诸多问题，争取“建立日中双赢的关系至关重要”；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2月14日《产经新闻》发文认为，解决日中历史认识问题要有新思路：“互相把历史观强加给对方，或进行轻而易举的妥协都不会解决历史问题。比这更重要的是努力避免历史问题影响现在的日中关系。相互‘ 理解’比统一认识更重要，对不同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会导致将来实现‘ 东亚共同体 ’”。可以说，这位日本学者的见解与中国学者的“对日新思维”是不谋而合，似乎形成某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