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打“ 公投”牌是否真会激怒大陆动武尚未可知，但从岛内的政治构图来看，想再次赢得选举却绝非易事。也就是说，不管陈用心如何，鉴于他到底不敢在“公投”内容里让“台独”主张公开化，故在处置上大陆尚有多种选择的余地；但面对曾得益于国民党分裂的政治生态不再，却可断言陈水扁不仅会输掉这次选举，甚至想保住4年前的得票率也是问题。这样讲的根据，乃鉴于岛内舆论分裂，选票流向早已趋于固定，即便浮动票目前也显示出明显弃“ 陈”的这样一个实际。不过“ 公投”虽然未必会给陈水扁带来益处，但“ 公投”的实际机能却不能不让人们多加留意。
“公投”（referendum）与“人民发案”（initiative）、“国民直接罢免政府官员”（recall）并立，是直接民主的核心内容之一。“公投”在机能上凸显为有权者就某一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以投票方式做出抉择，但限于投票规模和表决内容的程度，却与限定为地方事务构架中的住民投票差异显著。美国州一层级的投票规模也被称之为国民投票，但在解释上必须联系美国诸州曾互不隶属的历史，并可以从其国体至今仍表示为国家联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点找到根据。眼下国际社会对陈水扁打“公投”牌持批评的意见居多，但并未联系到权限归属。也就是说，想在涉及主权问题上依托民意，就规格而言，“公投”远不是岛内住民自身可及的权利。
国内确曾有过仅依住民意向便听任外蒙独立出去的历史，大致十年前在国外也有凯贝科州以住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联邦的实例。尤其针对宗主国，几乎所有新兴国家更是以清一色的自主模式完成了独立，但必须注意到外蒙事件得以成真，除中国当时国力甚衰外，也包有列强出卖和苏联的压力。凯贝科州的情况与加拿大在国体上本身就是联邦国家有关，另外也须从占80%以上的州民系属法国移民后裔的种族背景看问题；尤其焦点在新兴国家一方的自决权上，自然毫无例外地要把起因归结到殖民地问题的性质，故在住民权利上全然没给陈水扁提供任何可供突破的历史或理论上的依据。显然，基于分裂理念，陈水扁不可能在规格上把行将举行的投票活动定义为“ 住民投票”，但采用“公投”而未直接打出“国民投票”旗号，除了心虚之外也含有模糊公共视线的用心。只是这对外界影响有限，即便是《产经新闻》（详见2月19日、28日的国际版和20、26日的“主张”专栏）在言及陈式“ 公投”时也仅称为“ 住民投票”，未敢在含糊政治词汇方面做文章。
民众通过投票选举领导人或就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全部，否则无论非洲还是中南美，即使那些经常处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的国家亦可以民主制度自居。事实是，国民投票（即区别于一般投票的最高公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恰表现为政治不安与不信的指示剂，且采用上也不仅限于民主国家。例如，根据D．巴特拉和A．拉民两位直接民主政治研究权威的统计，截止1993年，世界上共有100个国家举行过国民投票，其中起始于战后的是69个，形成于70年代之前的有31国，形成于70年代之后的共为38国，其中，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却是隶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把类似智利、海地、埃及、以及军事独裁时期的韩国也囊进视野，不难定义出国民投票恰是独裁以至专制统治的工具。仅以伊拉克为例，自1996年以来至少举行过两次“公投”以凸现对萨达姆．候塞因的支持，且支持率均接近百分之百。
可见，直接民主的厉行与民主政治是两回事，甚至就结果而言，公投在性格上所持的也恰是反民主的最基本特征，尤其当投票指向本身就孕育着极大危险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有基于此，陈水扁当局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常以置疑对方对民主理念的认同作为回应，这种论点显然难以成立。当然，陈式“ 公投”的“ 合理性”在美国国会里确是得到了最大限的伸张，如民主党议员皮特．多伊修称之为“透明性极高的民主主义机能之一环”，而共和党议员戴纳．罗拉巴克更是把岛内住民看作成一个民族的整体，称“所有的民族和国民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里包含有多少遏制中国的意识无须多做提及，但后者在立论上显然是把台湾当成了殖民地；至于前者，本文在这里想加以强调的是，美国虽然被公认为西方民主制的代表，但在实际政治运做过程中对直接民主的模式却是极力排斥的。从继承上着眼，这不能排除当年建国者对民主这一概念本身所持的疑虑，但由此提示出的恰恰是直接民主与人类自律程度极不协调的事实。
时代发展至今，没人怀疑民主社会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形式，只是相对于其他制度，民主制在历史上是被隔断的却是事实。无疑，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给了近代民主以新的生命力，然而基于受容程度，不能否认即使在今天，民主依然仍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即使如此，这也是仅就代议制而言，至于直接民主，在社会条件一点上恐怕很难有前瞻性可言，甚至作为制度，只能从中世的日耳曼以至世纪前的古雅典社会中才能找到生成的根据。相对于直接民主，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时任英国首相的H．卡姆珀尔．笨讷曼（H．Campbell-Bannerman）就曾主张说：“ 我们不能被引导到宪法上的谬见或误解的迷宫中去，为了回避和摆脱迷惘就必须要掌握真理，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的真理，就是想提示那些被误导了的人，在我国宪法之中非但不可欠缺恰又是作为宪法本身所固有的最本质内容不是其他，而是再明了不过的代议制度。”
实际上，完全举行直接民主制的国家迄今尚不曾出现，作为可打破政治僵局的直接民主手段虽然也被问津，但围绕其利弊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顿过。例如，行支持的理论认为国民投票1.可以强化人民主权、2.在立法过程中也是对抗利益集团的有效装置、3.刺激有权者对公共政策的关心使政治不再僵持、4.减少市民对权力过分偏重于议会一方的恐惧、5.令议会的活动始终置于人民的统治之下、6.用以牵制议会的立法活动并由此获得参加立法的机会；而反对的理论则认为1.直接民主与代表制度相逆、2.强化人民主权的同时则使议员的责任归属受到损害、3.招致提案增加且无限加大法案形成的工作量、4.促成服从于特殊利益团体的少数支配体制的形成、5.导致非妥当性提案和缺乏条理性法案的孳生、6.使舆论发生断裂等。
瑞士也许是一个不完全的例外，其法案的形成率差不多有60-70%就是直接来自人民的投票，但溯及渊源，除基督教的莫大影响之外，小国寡民的人文环境无疑是使其可向直接民主政治倾斜的主要条件。这一政治传习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但因为它太独特且太缺乏代表性，不仅难被其他国家效法，甚至其直接民主的典范地位在政治学界也是被忽略的。与瑞士对照，台湾的地域面积与住民多寡或许可烘托出直接民主的环境，但联系到断裂的舆论和有权者的能力与智慧，完全可以断言岛内目前尚缺乏代议政治的基本条件。所以做这样言指，就在于从柏拉图开始，对于一个上乘的社会制度，历代思想家无不以德性和智慧对人民的参政能力加以强调。也就是说，岛内部分住民否定自己是中国人，扭曲的并不只是心态，民主素质的欠缺也十分显见。
关于这一点，出于对专业的用心，笔者曾不止一次对台湾做过造访，和统派人士做交流之外，也前往台南做过考察。可以说尽管对台南浓郁的“台独”气氛早有预料，但面对诸多坚持“台独”的阿爹阿婆脸上流露出的那幅意在当家作主了的神态，沉淀在笔者内心深处的恰是一种并非完全出自怜悯的悲哀。显然，这种与民主理念相逆的现实心态，广义上亦可从民主社会的下层阶级于近代之初虽然获得了选举权，却不能进而通过议会途径取得国家权力一点找到根据。当然，才享受到小康幽闲的部分民众在“台独”情结之下的忘乎所以，不是本文关心的内容，但面对其罔顾历史而钟情的所谓“民意”，令笔者不解的却是依此就能改变“一加一等于二”的定律？
显然，把漫延在岛内的“台独”情结简单归结为政治人物的挑唆已不够准确，但从指导者的责任出发，柏拉图“洞窟里的囚人”的比喻很有现实意义，即政治人物理应引导群众面向阳光，而不是让他们背向篝火始终面对幻觉。现代条件下的一般公众和指导者间的权利关系，应该服从这样一种解释：即以修筑一条新路为例，在是否修筑的问题上决定权集中在有权者一方，但鉴于专业技术的要求，方案确定之后的设计和实施权限则要转移到专家手里。如奉行代议制原则的英国就是否加入欧盟而实施的惟一一次国民投票就具典型意义，纵然这里也有论争和对立，但突出的是一个成熟的代议制国度里的全民议事过程，一般公众和专家（政治家）服从的均是国家利益。聚焦到台湾岛内，部分群众和指导者虽然可在“台独”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但由此暴露出的恰是政策形成的过滤调节装置不在，具体到“ 公投”，揭示给世人的则是其政策循环机制的倒置。
当然，对岛内“ 公投”持否定的根据并不只限于理论，在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课题里面还要兼顾到外人希图染指台湾的实际。美国行政领导人不希望改变海峡现状的态度有积极的一面，但又如一柄双刃剑，其中也包括了对大陆的钳制；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态度更具理性，但民间右翼释放出的信号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尤以中岛领雄最为露骨，此人近前在一篇题为“基于国家利益，不遣余力地说服美国”的论说（详见产经新闻2月20日刊第13版）中，不仅公开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历史，还把台湾的存在与日本的利益连在一起，在对日本政府的现行政策提出批评外，竟以日本在对伊战争中的协力为筹码，敦促日本政府说服美国切莫动摇对台政策。其蛮横无耻的程度足以提示国人即使对台动武付出代价也该在所不惜。事虽如此，中岛必定是外夷，其经历上虽然有过腾达，然就专业作为而言无非是个三流文人，想必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有限。但问题却在于岛内竟有人与中岛合污，假外人之手以挟国人！所以理论之余也想提请仇我诸君睁开眼睛，“ 试看今是谁家天下！”
“公投”（referendum）与“人民发案”（initiative）、“国民直接罢免政府官员”（recall）并立，是直接民主的核心内容之一。“公投”在机能上凸显为有权者就某一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以投票方式做出抉择，但限于投票规模和表决内容的程度，却与限定为地方事务构架中的住民投票差异显著。美国州一层级的投票规模也被称之为国民投票，但在解释上必须联系美国诸州曾互不隶属的历史，并可以从其国体至今仍表示为国家联合（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点找到根据。眼下国际社会对陈水扁打“公投”牌持批评的意见居多，但并未联系到权限归属。也就是说，想在涉及主权问题上依托民意，就规格而言，“公投”远不是岛内住民自身可及的权利。
国内确曾有过仅依住民意向便听任外蒙独立出去的历史，大致十年前在国外也有凯贝科州以住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联邦的实例。尤其针对宗主国，几乎所有新兴国家更是以清一色的自主模式完成了独立，但必须注意到外蒙事件得以成真，除中国当时国力甚衰外，也包有列强出卖和苏联的压力。凯贝科州的情况与加拿大在国体上本身就是联邦国家有关，另外也须从占80%以上的州民系属法国移民后裔的种族背景看问题；尤其焦点在新兴国家一方的自决权上，自然毫无例外地要把起因归结到殖民地问题的性质，故在住民权利上全然没给陈水扁提供任何可供突破的历史或理论上的依据。显然，基于分裂理念，陈水扁不可能在规格上把行将举行的投票活动定义为“ 住民投票”，但采用“公投”而未直接打出“国民投票”旗号，除了心虚之外也含有模糊公共视线的用心。只是这对外界影响有限，即便是《产经新闻》（详见2月19日、28日的国际版和20、26日的“主张”专栏）在言及陈式“ 公投”时也仅称为“ 住民投票”，未敢在含糊政治词汇方面做文章。
民众通过投票选举领导人或就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是全部，否则无论非洲还是中南美，即使那些经常处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的国家亦可以民主制度自居。事实是，国民投票（即区别于一般投票的最高公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恰表现为政治不安与不信的指示剂，且采用上也不仅限于民主国家。例如，根据D．巴特拉和A．拉民两位直接民主政治研究权威的统计，截止1993年，世界上共有100个国家举行过国民投票，其中起始于战后的是69个，形成于70年代之前的有31国，形成于70年代之后的共为38国，其中，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却是隶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把类似智利、海地、埃及、以及军事独裁时期的韩国也囊进视野，不难定义出国民投票恰是独裁以至专制统治的工具。仅以伊拉克为例，自1996年以来至少举行过两次“公投”以凸现对萨达姆．候塞因的支持，且支持率均接近百分之百。
可见，直接民主的厉行与民主政治是两回事，甚至就结果而言，公投在性格上所持的也恰是反民主的最基本特征，尤其当投票指向本身就孕育着极大危险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有基于此，陈水扁当局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常以置疑对方对民主理念的认同作为回应，这种论点显然难以成立。当然，陈式“ 公投”的“ 合理性”在美国国会里确是得到了最大限的伸张，如民主党议员皮特．多伊修称之为“透明性极高的民主主义机能之一环”，而共和党议员戴纳．罗拉巴克更是把岛内住民看作成一个民族的整体，称“所有的民族和国民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里包含有多少遏制中国的意识无须多做提及，但后者在立论上显然是把台湾当成了殖民地；至于前者，本文在这里想加以强调的是，美国虽然被公认为西方民主制的代表，但在实际政治运做过程中对直接民主的模式却是极力排斥的。从继承上着眼，这不能排除当年建国者对民主这一概念本身所持的疑虑，但由此提示出的恰恰是直接民主与人类自律程度极不协调的事实。
时代发展至今，没人怀疑民主社会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形式，只是相对于其他制度，民主制在历史上是被隔断的却是事实。无疑，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给了近代民主以新的生命力，然而基于受容程度，不能否认即使在今天，民主依然仍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课题。即使如此，这也是仅就代议制而言，至于直接民主，在社会条件一点上恐怕很难有前瞻性可言，甚至作为制度，只能从中世的日耳曼以至世纪前的古雅典社会中才能找到生成的根据。相对于直接民主，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时任英国首相的H．卡姆珀尔．笨讷曼（H．Campbell-Bannerman）就曾主张说：“ 我们不能被引导到宪法上的谬见或误解的迷宫中去，为了回避和摆脱迷惘就必须要掌握真理，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的真理，就是想提示那些被误导了的人，在我国宪法之中非但不可欠缺恰又是作为宪法本身所固有的最本质内容不是其他，而是再明了不过的代议制度。”
实际上，完全举行直接民主制的国家迄今尚不曾出现，作为可打破政治僵局的直接民主手段虽然也被问津，但围绕其利弊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顿过。例如，行支持的理论认为国民投票1.可以强化人民主权、2.在立法过程中也是对抗利益集团的有效装置、3.刺激有权者对公共政策的关心使政治不再僵持、4.减少市民对权力过分偏重于议会一方的恐惧、5.令议会的活动始终置于人民的统治之下、6.用以牵制议会的立法活动并由此获得参加立法的机会；而反对的理论则认为1.直接民主与代表制度相逆、2.强化人民主权的同时则使议员的责任归属受到损害、3.招致提案增加且无限加大法案形成的工作量、4.促成服从于特殊利益团体的少数支配体制的形成、5.导致非妥当性提案和缺乏条理性法案的孳生、6.使舆论发生断裂等。
瑞士也许是一个不完全的例外，其法案的形成率差不多有60-70%就是直接来自人民的投票，但溯及渊源，除基督教的莫大影响之外，小国寡民的人文环境无疑是使其可向直接民主政治倾斜的主要条件。这一政治传习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但因为它太独特且太缺乏代表性，不仅难被其他国家效法，甚至其直接民主的典范地位在政治学界也是被忽略的。与瑞士对照，台湾的地域面积与住民多寡或许可烘托出直接民主的环境，但联系到断裂的舆论和有权者的能力与智慧，完全可以断言岛内目前尚缺乏代议政治的基本条件。所以做这样言指，就在于从柏拉图开始，对于一个上乘的社会制度，历代思想家无不以德性和智慧对人民的参政能力加以强调。也就是说，岛内部分住民否定自己是中国人，扭曲的并不只是心态，民主素质的欠缺也十分显见。
关于这一点，出于对专业的用心，笔者曾不止一次对台湾做过造访，和统派人士做交流之外，也前往台南做过考察。可以说尽管对台南浓郁的“台独”气氛早有预料，但面对诸多坚持“台独”的阿爹阿婆脸上流露出的那幅意在当家作主了的神态，沉淀在笔者内心深处的恰是一种并非完全出自怜悯的悲哀。显然，这种与民主理念相逆的现实心态，广义上亦可从民主社会的下层阶级于近代之初虽然获得了选举权，却不能进而通过议会途径取得国家权力一点找到根据。当然，才享受到小康幽闲的部分民众在“台独”情结之下的忘乎所以，不是本文关心的内容，但面对其罔顾历史而钟情的所谓“民意”，令笔者不解的却是依此就能改变“一加一等于二”的定律？
显然，把漫延在岛内的“台独”情结简单归结为政治人物的挑唆已不够准确，但从指导者的责任出发，柏拉图“洞窟里的囚人”的比喻很有现实意义，即政治人物理应引导群众面向阳光，而不是让他们背向篝火始终面对幻觉。现代条件下的一般公众和指导者间的权利关系，应该服从这样一种解释：即以修筑一条新路为例，在是否修筑的问题上决定权集中在有权者一方，但鉴于专业技术的要求，方案确定之后的设计和实施权限则要转移到专家手里。如奉行代议制原则的英国就是否加入欧盟而实施的惟一一次国民投票就具典型意义，纵然这里也有论争和对立，但突出的是一个成熟的代议制国度里的全民议事过程，一般公众和专家（政治家）服从的均是国家利益。聚焦到台湾岛内，部分群众和指导者虽然可在“台独”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但由此暴露出的恰是政策形成的过滤调节装置不在，具体到“ 公投”，揭示给世人的则是其政策循环机制的倒置。
当然，对岛内“ 公投”持否定的根据并不只限于理论，在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课题里面还要兼顾到外人希图染指台湾的实际。美国行政领导人不希望改变海峡现状的态度有积极的一面，但又如一柄双刃剑，其中也包括了对大陆的钳制；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态度更具理性，但民间右翼释放出的信号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里尤以中岛领雄最为露骨，此人近前在一篇题为“基于国家利益，不遣余力地说服美国”的论说（详见产经新闻2月20日刊第13版）中，不仅公开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历史，还把台湾的存在与日本的利益连在一起，在对日本政府的现行政策提出批评外，竟以日本在对伊战争中的协力为筹码，敦促日本政府说服美国切莫动摇对台政策。其蛮横无耻的程度足以提示国人即使对台动武付出代价也该在所不惜。事虽如此，中岛必定是外夷，其经历上虽然有过腾达，然就专业作为而言无非是个三流文人，想必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力有限。但问题却在于岛内竟有人与中岛合污，假外人之手以挟国人！所以理论之余也想提请仇我诸君睁开眼睛，“ 试看今是谁家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