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除夕之夜，我看了《The Pianist》（日本翻译为《战地钢琴家》）。这显然与一个节日的气氛非常地不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恰恰是一种对抗，在大多数人沉浸在一种亢奋的欢乐情绪中的时候，我有意给自己增加一份沉重，而且这份沉重再一次让我哑口无言。
电视的画面冲击着我的神经，让我频频惊慌地茫然四顾，同时我脑子里不断地重复闪现出一个词：苦难。
──纳粹军人突然闯进已经被强行隔离了的犹太人的家里，命令所有人站起来。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无法起立，两个纳粹军人不由分说把轮椅连同老人一起，从阳台上扔下去；然后把全家人带到街上乱抢扫射；
──占领军命令犹太人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有一个妇人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请问我们要去哪儿？”纳粹军官抬起手来，毫不犹豫地把一颗子弹射入她的眉心；
──集中营里，犹太人收工以后排着队回宿舍，突然被纳粹军官拦住，然后他任意地从队伍中拉出8个人，让他们趴在地上，而他则拔出手枪，把一颗颗子弹射进他们的头颅；
不要说人的尊严和荣誉，这些理念在那时显得毫无必要；连生命都无法维护的时候，尊严实在太奢侈。犹太人的生命就像草芥，像一条虫子，可以随时随地被辗死。所有这一切都那样荒谬──而荒谬，又岂能表达其真实情形之万一？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理由：他们是被先验性地界定为劣等民族的犹太人。而迫害者坚持着一个对他们而言无比正确的信念：我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他们理应被这样消灭。
上一次是看《辛德勒的名单》，其中的镜头同样叫我茫然四顾，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黑夜第一次让我胆战心惊。……年轻潇洒的纳粹军官，早晨起床以后，以优雅的姿势拿起一支步枪，漫步走到阳台上，瞄准劳动所里一个正在劳动的年轻犹太姑娘，扣动扳机，那姑娘应声倒地。
画面让我难以置信。但那是千真万确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片断。今天的人感觉那些画面难以置信，只有一个原因，它实实在在太荒谬，荒谬到超越了常识可以认知的限度。人，难道对自己的同类（哪怕是不同的民族），竟然可以那样残忍吗？是的，虽然我们极为不情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真实。
20世纪，是一个催生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同时又无情地毁灭了人类理想的世纪。
面对这些历史场景，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说什么，才能够安慰那些在无辜的苦难中被灭绝了生命的人们的在天之灵呢。真正的受苦受难者，只有两种人，一些已经在苦难中失去了性命；另外一些侥幸留存了性命，但是从此哑口无言。他们都死了，我们还活着……
那位波兰的犹太钢琴家，一家六口，其他五个人被驱赶进闷罐火车，拉向“最终处理方案”的集中营，而他，则被相识的好心的波兰警察出于好意拖出队伍，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直到2000年钢琴家以88岁高龄去世，他的内心的痛苦是何等深刻地折磨了他漫长的岁月。这一切谁人知晓？
20世纪，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只有三个字：希特勒。这是惟一的，也是所有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思考，民族主义的高级形式：种族主义，所带给人类的，除了苦难，还有什么？
人类无疑一直在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美好的东西往往是脆弱的，只要有一个魔鬼，便可以让所有的美好在一夜之间零落成泥。20世纪，为什么如此黑暗，为什么如此决绝地毁灭了19世纪的理性和幸福？而那些理性和幸福，在当年曾经被认为无可动摇，会一往无前地继续发展。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连续不断的悲剧，却将人们的美梦无情地粉碎。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又不难发现，20世纪的不间断的人类苦难，不都是在堂皇的民族主义旗帜下，借着祖国母亲和人民万岁的名义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吗。
谈论20世纪的社会学思潮，对于苦难这个话题，过于轻飘飘，过于不负责任。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思潮，宣称自己的宗旨就是为了毁灭人类。没有。恰恰相反，所有的思想和学说，都在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才是最高的理想，是拯救人类的妙方。然而，我们也同时看到，人类确确实实地被某些所谓的最高理想摧残殆尽。
人类向善，然而，魔鬼却给人类带来黑暗和罪恶。不幸的是，人类性格中的奴性和盲目性，又为魔鬼的诡计提供实现的土壤，让大众成为魔鬼的同谋。大大小小的魔鬼们就这样一次次地发出阴暗的冷笑。人们，可曾从魔鬼的奸笑中听到自己的宿命？
美好的东西是脆弱的，真正的理性思想者同样如此。悖论来自人性的复杂性。毕竟，在极端的年代里，纵然是光焰万丈的思想者，在枪口和铁蹄之下，也只能鸦雀无声。二战以后的欧洲，痛定思痛的人们再一次肯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当年处于下风的自由主义学者们才会再次抬起头来，发出他们振聋发聩的声音。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又一次自由完善的调整期。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切指手画脚，因为我们仅仅知道经历和忍受苦难，却不知道反思和批判。世界是多样的，总有一些人仅仅甘于作奴隶，并且赞美奴隶制度，却没有追求自由的理想。这样一群人，难道有理由对已经进入自由的人说三道四吗？
那些高举着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们，是否看到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和黑暗，而民主和自由，虽然脆弱，却最终能够给人类带来和谐和幸福？旗帜不是永恒的，勇于改换门庭，更换你们的旗帜，是否也是一种大智大勇的表现呢？
电视的画面冲击着我的神经，让我频频惊慌地茫然四顾，同时我脑子里不断地重复闪现出一个词：苦难。
──纳粹军人突然闯进已经被强行隔离了的犹太人的家里，命令所有人站起来。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无法起立，两个纳粹军人不由分说把轮椅连同老人一起，从阳台上扔下去；然后把全家人带到街上乱抢扫射；
──占领军命令犹太人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有一个妇人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请问我们要去哪儿？”纳粹军官抬起手来，毫不犹豫地把一颗子弹射入她的眉心；
──集中营里，犹太人收工以后排着队回宿舍，突然被纳粹军官拦住，然后他任意地从队伍中拉出8个人，让他们趴在地上，而他则拔出手枪，把一颗颗子弹射进他们的头颅；
不要说人的尊严和荣誉，这些理念在那时显得毫无必要；连生命都无法维护的时候，尊严实在太奢侈。犹太人的生命就像草芥，像一条虫子，可以随时随地被辗死。所有这一切都那样荒谬──而荒谬，又岂能表达其真实情形之万一？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理由：他们是被先验性地界定为劣等民族的犹太人。而迫害者坚持着一个对他们而言无比正确的信念：我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他们理应被这样消灭。
上一次是看《辛德勒的名单》，其中的镜头同样叫我茫然四顾，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黑夜第一次让我胆战心惊。……年轻潇洒的纳粹军官，早晨起床以后，以优雅的姿势拿起一支步枪，漫步走到阳台上，瞄准劳动所里一个正在劳动的年轻犹太姑娘，扣动扳机，那姑娘应声倒地。
画面让我难以置信。但那是千真万确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片断。今天的人感觉那些画面难以置信，只有一个原因，它实实在在太荒谬，荒谬到超越了常识可以认知的限度。人，难道对自己的同类（哪怕是不同的民族），竟然可以那样残忍吗？是的，虽然我们极为不情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真实。
20世纪，是一个催生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同时又无情地毁灭了人类理想的世纪。
面对这些历史场景，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说什么，才能够安慰那些在无辜的苦难中被灭绝了生命的人们的在天之灵呢。真正的受苦受难者，只有两种人，一些已经在苦难中失去了性命；另外一些侥幸留存了性命，但是从此哑口无言。他们都死了，我们还活着……
那位波兰的犹太钢琴家，一家六口，其他五个人被驱赶进闷罐火车，拉向“最终处理方案”的集中营，而他，则被相识的好心的波兰警察出于好意拖出队伍，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直到2000年钢琴家以88岁高龄去世，他的内心的痛苦是何等深刻地折磨了他漫长的岁月。这一切谁人知晓？
20世纪，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只有三个字：希特勒。这是惟一的，也是所有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思考，民族主义的高级形式：种族主义，所带给人类的，除了苦难，还有什么？
人类无疑一直在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美好的东西往往是脆弱的，只要有一个魔鬼，便可以让所有的美好在一夜之间零落成泥。20世纪，为什么如此黑暗，为什么如此决绝地毁灭了19世纪的理性和幸福？而那些理性和幸福，在当年曾经被认为无可动摇，会一往无前地继续发展。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连续不断的悲剧，却将人们的美梦无情地粉碎。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又不难发现，20世纪的不间断的人类苦难，不都是在堂皇的民族主义旗帜下，借着祖国母亲和人民万岁的名义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吗。
谈论20世纪的社会学思潮，对于苦难这个话题，过于轻飘飘，过于不负责任。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思潮，宣称自己的宗旨就是为了毁灭人类。没有。恰恰相反，所有的思想和学说，都在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才是最高的理想，是拯救人类的妙方。然而，我们也同时看到，人类确确实实地被某些所谓的最高理想摧残殆尽。
人类向善，然而，魔鬼却给人类带来黑暗和罪恶。不幸的是，人类性格中的奴性和盲目性，又为魔鬼的诡计提供实现的土壤，让大众成为魔鬼的同谋。大大小小的魔鬼们就这样一次次地发出阴暗的冷笑。人们，可曾从魔鬼的奸笑中听到自己的宿命？
美好的东西是脆弱的，真正的理性思想者同样如此。悖论来自人性的复杂性。毕竟，在极端的年代里，纵然是光焰万丈的思想者，在枪口和铁蹄之下，也只能鸦雀无声。二战以后的欧洲，痛定思痛的人们再一次肯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当年处于下风的自由主义学者们才会再次抬起头来，发出他们振聋发聩的声音。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又一次自由完善的调整期。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切指手画脚，因为我们仅仅知道经历和忍受苦难，却不知道反思和批判。世界是多样的，总有一些人仅仅甘于作奴隶，并且赞美奴隶制度，却没有追求自由的理想。这样一群人，难道有理由对已经进入自由的人说三道四吗？
那些高举着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们，是否看到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和黑暗，而民主和自由，虽然脆弱，却最终能够给人类带来和谐和幸福？旗帜不是永恒的，勇于改换门庭，更换你们的旗帜，是否也是一种大智大勇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