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战争一开始，就有人用“重量级的拳击运动员在和一个小孩打架”来对战争做了形容，但是伊拉克几乎没组织过一次像样的抵抗就彻底输掉了战争，还是远远地超出人们的预料。战争中，伊军的懦弱使独裁政治的无能暴露无遗，但焦点集中到战争的性质，尤其联系到战争未经联合国允许和至今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这两点，却可指证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不仅违法，即使道义上也全然不占理据。虽然有舆论以推翻一个专制政权为据，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瓦解有助伊拉克实现民主，但观点本身模糊的却是侵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界限。这不仅使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模式受到纵容，集中到民主可以输出一点，也俨然与多元化的世界格局表现为对立。
世界在上世纪末确实经历了一个新的民主发展阶段，但仔细观察，所谓发展主要集中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变动方面，而民主理论本身基本处於停顿。这不能说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而是面对各国的政治实№，民主政治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的特点。即使以发达工业国家为蓝本，基於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实№，进而联系到隐藏的制度背後的拟制性格，即使不把理论上的民主政治当作一个神话，至少可以将其当作人类的一个永远课题来看待。也就是说，相对於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功绩不容置疑。但如果按定义所示，把民主政治抽象成“以人民全体作为主体的政治参加，以及基於人民的自发而形成的政治秩序”，理论上的理想化和制度本身的相对性格同样不言而喻。该定义突出的是以人民为主体和基於人民自发的原则，结合本文的观点，指出输出民主本身所基的就是一种反民主主义理论应不会有错。
有权者按自主方式选举政府，无疑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民主标志。但必须指出的是，仅此一点还不是完全意义的民主，要使民主实践走向完善，“讨论”不仅是前提，也是贯穿到政治生活全过程的决定性内容。古代的民主时间与今天的近代民主在时间上是割断的，理论上也很少有继承性可言，不过柏拉图曾指出民主政治的规模应为5040人，虽在形式上堪喻为旷世之谜，但集中到“讨论”得以充分进行一点，恰是留给後世最宝贵的民主政治遗产。现代科技无疑为大规模民主提供了可能，但与之相伴，民主政治空洞化速度亦在加快也是事实，如诸多政治学者面对国会电子化（Cyber Congress）的出现丝毫不想掩饰内心的恐惧即是证明。身处西方文化圈之外的伊拉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困扰，虽然舆论会因萨达姆．侯赛因不在而趋势於多元，但从逐渐接近权力核心的多是代表了各派利益的宗教 袖这一点看问题，自上而下的声音传递方式却很难有大改变。也许，反体制势力最终会掌控伊拉克政府，但多大程度上能对传统政治构成冲击则充满了疑问，因为与集会式的“讨论”相比，穆斯林更倾向以祷告的形式保持个人和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沟通却无人能够改变。
民主政治越来越得到举世青睐是事实，但不等於可以无视民主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尤其结合世界各国对民主的理解以及受容程度，把西方民主固定为人类共通制度模式显然还缺乏科学根据。事实上民主政治本身不仅兼带了极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於独裁政治形成之№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也同样显著。历史上，希特勒得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藉助了魏玛的民主，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也同样不能脱离在合众国内部蔓延起来的恐共背景。中国的情况特殊一点，但政治形态上的人民民主开始向群众专政作急速转换之№，也恰是所谓“四大自由”在社会上最行深入的时候。还有日本，尽管囿於维新的不彻底性，想在理论上理清民主与独裁的内在联系并不容易，但反映在顺序上，日本在战前的独裁政治恰好出现在“大正民主”之後也是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说行将建立的民主制会为伊拉克新一轮的独裁政治打下基础，但认为制度形式的转换会给伊拉克人带来福音也同样缺乏说服力。仅以美国为例，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和国民投票规模从未超出州的范围本身，点缀出的恰是有权者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以及直接民主在美国的实№处境。
其实不分地域、人种、以及进入文明的先後顺序，任何民族在形成自己历史的最初一刻都无可回避地经历过民主时代，只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因为遵从的是一种习惯而未升华到制度，所以未能在诠释古代民主时像古希腊的雅典那样留下印记。理论上，传统习惯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处於对立是事实，但从历史角度出发，人类自古以来在制度形成方面更多依赖的恰是由习惯而成的历史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姆尔在《独裁与民主政治的起源》一书里，论证各种社会形态在不同条件下得以形成之№，甚至把自然条件以及耕作制度也囊进视野，突出的就是制度在形成上以习惯为基础的观点。虽然据其理论，指民主制恰是西洋文化圈里的政治概念应该更具体一些，但该书在研究上所具的科学¤值却无可置疑，该书先後获得伍德鲁．威尔逊财团奖和马基布阿奖。结合本文的问题视点，这里想著重突出的是，巴林顿在著笔由专制向民主发生的制度转换时，作为决定性条件而倍加强调的恰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彻底性，以及基督教公会制在培育养成民主习惯方面的决定作用。笔者无意按巴林顿的理论把民主制说成是基督教社会的专利，但却想通过上述定义重申想通过外部作用在一个伊斯兰国度里实现西方民主的反科学性。
在战争期间，确曾有人撰文指布什是基督教原旨主义者。据此说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含有宗教目的显然证据不足，但联系到美国欲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伊拉克一点，突现在视野里的首先该是在一个以《可兰经》为法源的国度里，西方民主在给伊拉克人以实№影响方面到底能表现出多大作为。也许，按美国的意志由伊拉克人自己选举新一届政府并制定出一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不是难事，但在施行上却要面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抵抗。最简单的道理莫过於，在伊拉克只要男人愿意并有能力就可以娶四个女人为妻，这种情况在农村或下层社会尤其普遍，并且女人通常是作为主要劳动力派用场的，这俨然与基督教严格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对照，但却有《可兰经》作为习惯法的合理依据。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对立不仅集中在文化差异上，历史上的对立以外还包括了经济、政治以及人种上的对立。战争可以使一个政权倒台，但却无法摧毁原有教义在社会生活以及政治 域里无以抗拒的浸透力。如果战争改变的只是制度模式而无从体现出新的内容，从输出民主这一战争的附带原点出发，与其说败者是伊拉克倒不如说是美国自己。
其实把民主作为战争指向并使之合法化早有前例可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就是以民主更符合世界安全为由指导美国参战的。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则更明确地把参战比喻成是民主对法西斯之战，不仅以此为据说服了国会山的反对派，还一扫蔓延在普通公众当中的观望心理，成功地在大义之下把美国引入了战争轨道。与布什相比，无论威尔逊还是罗斯福非但没有招致舆论非难，在参战之初就被世人期待为救世主，并且至今仍是作为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拯救世界的伟人而广受尊重。相对之下布什并非运气不佳，但挑 联合国的权威不能说不是一个致命的欠点。事实上联合国的两次创建均得力於他的这两位前贤。再就是如本文所示，在对伊作战上肆意夸大民主指向同样也是一大败笔。也就是说，基於大国的必备责任，从维护世界安全的 要出发，在严禁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问题上履行职责本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但布什却为掩饰“一国主义”之下的侵略行径竟不惜在具体做法上令民主原则受到困扰，客观上只能促使人们从“新殖民主义在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来看问题。
如何总结眼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基於不同的认知的角度自然会有对立的观点出现，但归结到理论，输出民主与输出革命一样都不应该得到支持应是共通的。鉴於眼下的事态毕竟尚未超出人类良识的抵御范围，预言“一国主义”或“单独行动主义”是政治物理环节中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劫数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从理论整备著眼，对现代政治学中民主政治独占鳌头的研究视座加以调整，在著手政治过程的同时重新恢复对制度研究的应有重视，对维护世界政治生态环境会更具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对伊作战前後除个别舆论之外，连布什也开始重视於“大义”之下行事，突出的正是理论本身可能影响世界政治走向方面的显在¤值。
世界在上世纪末确实经历了一个新的民主发展阶段，但仔细观察，所谓发展主要集中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变动方面，而民主理论本身基本处於停顿。这不能说民主政治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而是面对各国的政治实№，民主政治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的特点。即使以发达工业国家为蓝本，基於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实№，进而联系到隐藏的制度背後的拟制性格，即使不把理论上的民主政治当作一个神话，至少可以将其当作人类的一个永远课题来看待。也就是说，相对於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功绩不容置疑。但如果按定义所示，把民主政治抽象成“以人民全体作为主体的政治参加，以及基於人民的自发而形成的政治秩序”，理论上的理想化和制度本身的相对性格同样不言而喻。该定义突出的是以人民为主体和基於人民自发的原则，结合本文的观点，指出输出民主本身所基的就是一种反民主主义理论应不会有错。
有权者按自主方式选举政府，无疑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民主标志。但必须指出的是，仅此一点还不是完全意义的民主，要使民主实践走向完善，“讨论”不仅是前提，也是贯穿到政治生活全过程的决定性内容。古代的民主时间与今天的近代民主在时间上是割断的，理论上也很少有继承性可言，不过柏拉图曾指出民主政治的规模应为5040人，虽在形式上堪喻为旷世之谜，但集中到“讨论”得以充分进行一点，恰是留给後世最宝贵的民主政治遗产。现代科技无疑为大规模民主提供了可能，但与之相伴，民主政治空洞化速度亦在加快也是事实，如诸多政治学者面对国会电子化（Cyber Congress）的出现丝毫不想掩饰内心的恐惧即是证明。身处西方文化圈之外的伊拉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困扰，虽然舆论会因萨达姆．侯赛因不在而趋势於多元，但从逐渐接近权力核心的多是代表了各派利益的宗教 袖这一点看问题，自上而下的声音传递方式却很难有大改变。也许，反体制势力最终会掌控伊拉克政府，但多大程度上能对传统政治构成冲击则充满了疑问，因为与集会式的“讨论”相比，穆斯林更倾向以祷告的形式保持个人和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沟通却无人能够改变。
民主政治越来越得到举世青睐是事实，但不等於可以无视民主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尤其结合世界各国对民主的理解以及受容程度，把西方民主固定为人类共通制度模式显然还缺乏科学根据。事实上民主政治本身不仅兼带了极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於独裁政治形成之№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也同样显著。历史上，希特勒得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藉助了魏玛的民主，而麦卡锡主义的出现也同样不能脱离在合众国内部蔓延起来的恐共背景。中国的情况特殊一点，但政治形态上的人民民主开始向群众专政作急速转换之№，也恰是所谓“四大自由”在社会上最行深入的时候。还有日本，尽管囿於维新的不彻底性，想在理论上理清民主与独裁的内在联系并不容易，但反映在顺序上，日本在战前的独裁政治恰好出现在“大正民主”之後也是事实。目前，没有证据说行将建立的民主制会为伊拉克新一轮的独裁政治打下基础，但认为制度形式的转换会给伊拉克人带来福音也同样缺乏说服力。仅以美国为例，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和国民投票规模从未超出州的范围本身，点缀出的恰是有权者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以及直接民主在美国的实№处境。
其实不分地域、人种、以及进入文明的先後顺序，任何民族在形成自己历史的最初一刻都无可回避地经历过民主时代，只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因为遵从的是一种习惯而未升华到制度，所以未能在诠释古代民主时像古希腊的雅典那样留下印记。理论上，传统习惯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处於对立是事实，但从历史角度出发，人类自古以来在制度形成方面更多依赖的恰是由习惯而成的历史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姆尔在《独裁与民主政治的起源》一书里，论证各种社会形态在不同条件下得以形成之№，甚至把自然条件以及耕作制度也囊进视野，突出的就是制度在形成上以习惯为基础的观点。虽然据其理论，指民主制恰是西洋文化圈里的政治概念应该更具体一些，但该书在研究上所具的科学¤值却无可置疑，该书先後获得伍德鲁．威尔逊财团奖和马基布阿奖。结合本文的问题视点，这里想著重突出的是，巴林顿在著笔由专制向民主发生的制度转换时，作为决定性条件而倍加强调的恰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彻底性，以及基督教公会制在培育养成民主习惯方面的决定作用。笔者无意按巴林顿的理论把民主制说成是基督教社会的专利，但却想通过上述定义重申想通过外部作用在一个伊斯兰国度里实现西方民主的反科学性。
在战争期间，确曾有人撰文指布什是基督教原旨主义者。据此说美国对伊拉克开战含有宗教目的显然证据不足，但联系到美国欲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伊拉克一点，突现在视野里的首先该是在一个以《可兰经》为法源的国度里，西方民主在给伊拉克人以实№影响方面到底能表现出多大作为。也许，按美国的意志由伊拉克人自己选举新一届政府并制定出一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不是难事，但在施行上却要面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抵抗。最简单的道理莫过於，在伊拉克只要男人愿意并有能力就可以娶四个女人为妻，这种情况在农村或下层社会尤其普遍，并且女人通常是作为主要劳动力派用场的，这俨然与基督教严格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对照，但却有《可兰经》作为习惯法的合理依据。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对立不仅集中在文化差异上，历史上的对立以外还包括了经济、政治以及人种上的对立。战争可以使一个政权倒台，但却无法摧毁原有教义在社会生活以及政治 域里无以抗拒的浸透力。如果战争改变的只是制度模式而无从体现出新的内容，从输出民主这一战争的附带原点出发，与其说败者是伊拉克倒不如说是美国自己。
其实把民主作为战争指向并使之合法化早有前例可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就是以民主更符合世界安全为由指导美国参战的。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则更明确地把参战比喻成是民主对法西斯之战，不仅以此为据说服了国会山的反对派，还一扫蔓延在普通公众当中的观望心理，成功地在大义之下把美国引入了战争轨道。与布什相比，无论威尔逊还是罗斯福非但没有招致舆论非难，在参战之初就被世人期待为救世主，并且至今仍是作为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拯救世界的伟人而广受尊重。相对之下布什并非运气不佳，但挑 联合国的权威不能说不是一个致命的欠点。事实上联合国的两次创建均得力於他的这两位前贤。再就是如本文所示，在对伊作战上肆意夸大民主指向同样也是一大败笔。也就是说，基於大国的必备责任，从维护世界安全的 要出发，在严禁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问题上履行职责本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但布什却为掩饰“一国主义”之下的侵略行径竟不惜在具体做法上令民主原则受到困扰，客观上只能促使人们从“新殖民主义在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来看问题。
如何总结眼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基於不同的认知的角度自然会有对立的观点出现，但归结到理论，输出民主与输出革命一样都不应该得到支持应是共通的。鉴於眼下的事态毕竟尚未超出人类良识的抵御范围，预言“一国主义”或“单独行动主义”是政治物理环节中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劫数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从理论整备著眼，对现代政治学中民主政治独占鳌头的研究视座加以调整，在著手政治过程的同时重新恢复对制度研究的应有重视，对维护世界政治生态环境会更具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对伊作战前後除个别舆论之外，连布什也开始重视於“大义”之下行事，突出的正是理论本身可能影响世界政治走向方面的显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