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
和主要思想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最初由西域传入中国。佛教传入後，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思想意识形态和教义上竭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并互相渗透互为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初年，倾听教义的思想开始广为流传。隋唐和盛唐时期，中国已有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作为宣传和传播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茶叶栽培、传播与加工制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佛教的主要思想是宣扬“ 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教义。东晋後期，佛教 袖慧远竭力把儒家封建礼教和佛教因果报应沟通起来，宣扬“孝顺父母，尊敬君主”，这是合乎因果报应教义的。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为调和中国传统思想而先後创立，其中华严宗学者宗密用《周易》“ 四德”（元、亨、利、贞）调和佛身“ 四德”（常、乐、我、 ）；以“五常”（仁、义，礼、智、信）调和“ 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饮酒、不妄言）。宋元明清时代，佛家更加注意调和中国传统思想，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园，宣扬“ 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 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他还提出“ 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儒释共为表里的主张，因而发展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宗教。
二、茶对佛事活动和寺院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
茶与僧人生活的关系很密切，有文字记载可上溯到晋代。东晋高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说：“ 跣定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其中就有此意。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逍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看陶潜篱下时。
崔候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
这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 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做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先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 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的思想，这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是没有收获。禅宗四祖道信时，在僧人中开始实行“ 作”、“ 坐”并重，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创举。当时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集500多名禅众定居，垦荒耕种，自给自足，用自己的劳动来解决吃饭问题。
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跏跌而坐，头正背直，“ 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90天为一期；此外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於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因此，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活动就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佛事之中，成为主要的佛事活动之一。饮茶有助於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诗人杜牧的“ 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寺院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如：寺院中有专人从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者称为“茶头”；寺院中还专门设立了“ 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中的茶分为：“ 奠茶”，供奉佛祖所用的茶；“ 戒腊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後缀饮的茶；“ 普茶”，全寺僧人共同品饮的茶；“ 茶汤会”，专以茶汤开筵的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後佛事，每天 在佛前供茶、点茶、点汤，这些均纳入佛教的丁规。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杖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丁。到了宋代，以茶敬佛已发展为“ 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饮茶过程中进行各种表演；如宋代的“ 斗茶”就是在“ 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有的也称“茗战”，“茗战”是为进贡朝廷挑选名茶。
寺院在崇尚种茶和品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 茶禅一体”、“ 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
三、佛教对茶叶发展的
促进作用
自古以来僧人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纵观我国的寺院，为了满足众僧的日常饮茶和待客之 ，都有自己的茶园，寺院对茶叶的栽培、制作、饮用和茶文化有著一定的研究，是茶叶科学研究的最佳场所。由於佛教推崇饮茶，精於茶事，历史上通晓煮茶的高僧不乏其例。唐代名僧皎然，人称“诗僧”，他爱茶、恋茶、崇茶，平生与茶结伴，一生创作了许多茶诗。“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是他的名句。五代十国时，吴僧文，精於煮水烹茶之道，被後人授名“ 汤神”。宋代的南屏谦师，深通茶事，自称对点茶“ 得之於心，应之於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中国“ 茶圣”陆羽，自幼被寺院收养，虽非僧人，但他对茶叶最初的 解和兴趣也是从庙中获得的。在他的《茶经》中较为系统地记载了唐朝及其之前茶叶药用、栽培、加工和茶叶审评的技术和过程，为後人对茶叶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佛教对茶叶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
1、佛教的发展促进了茶叶栽培技术的提高。
茶叶的栽培和生长， 要一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如土壤、肥料、雨水、日照、温度等。而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寺院为中心，佛教的寺院大多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那里生态条件优越，自然环境优美，气候、特别是土壤肥力、温度、湿度和降雨量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发育，加之僧人们的精心管理和培育，茶树生长健壮，内含有效成分较多，经佛家僧人精心制作後品质优良。唐朝，南方的许多寺院曾出现了寺前、院中、庙後、墙外种茶的情景，无僧不茶的嗜茶习惯已风靡佛教。由於有专门从事茶作劳动的僧侣，茶叶栽培和管理的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刘禹锡《山西兰若试茶歌》所吟：“ 山僧後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 炒成满屋香，便酌砌下金沙水。”的词句就是表现种茶僧人劳动场面。中国正宗的黄山毛峰就是产於风景优美黄山松谷庵一带，九华毛峰生长在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九华山的≥园附近；西湖龙井产在优美的杭州西湖天竺、灵隐二寺，其优良的品质闻名中外。
2、佛教的发展促进了茶叶加工技术的提高。
“ 高山出名茶，高山出好茶”，这与中国佛教寺院大多建立在高山和僧人们的精心研究、制作是分不开的。唐、宋期间以及各个朝代，由於饮茶已在各大、小寺庙里风行，僧人们在念经和坐禅的同时，为了使饮茶的品味更高，加上朝廷对贡茶的 求，促进了茶叶栽培和加工的进一步发展。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就是每年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处所，其地点就设在浙江顾渚的“上吉祥院”内。
随著佛教的昌盛，佛家僧人采制加工茶叶的规模也相应扩大，加之精工巧制，就形成各种花色的茶叶，其品质风格各异，如有的茶其外形圆如绒球，或条索如眉；汤色红艳透明，或黄绿清澈；香气幽雅清高，或馥郁鲜浓；滋味甘甜爽口，或浓强收敛；泡入杯中如“刀枪云集”，似“ 龙飞△舞”。
杭州灵隐寺佛茶是驰名江南的佛门名茶，这种茶叶是由寺院里僧尼亲自栽种、管理、采摘、炒制的。四川蒙山茶，据传是由汉代甘露寺的普慧禅师亲手所种的“仙茶”加工而成的，是茶中的珍品。到了北宋末期，蒙顶茶被誉为“ 天下第一茶”。福建的武夷岩茶，相传最初是由唐宋的武夷寺僧人采制。江苏的碧螺春，据说最早是在北宋时，由洞庭山水月僧人采制的“ 水月茶”演变而来的。浙江普陀山的佛茶、景宁惠明寺的惠明茶、临安天目山禅源寺的天目青顶、余杭径山寺的径山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君山白鹤寺的君山怠针、吉祥寺的贡茶紫笋等等，最初都出自佛门。“ 天下名山僧侣多”，“ 自古高山出好茶”，大概这就是名茶与佛教的天然因缘吧!
3、佛教促进了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佛教对茶文化的发展与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斌先生统计，至唐代计有133人共写了茶诗391首。第二是佛教为“ 茶道”提供了“ 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 戒、定、慧”三学的修行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 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与道教的“ 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 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第三是佛门的茶事活动为茶文化发展、品茗技法提高、规范茗饮礼丁等都有很大的帮助。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 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前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云：“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里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论经，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中左上角悬挂著“ 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饮茶 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 、安逸。参禅要澄心静虑的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嶷纲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 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 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 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 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体现。
4、中华茶文化随同佛教文化一同传到国外。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著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中国的“ 茶禅一味”、“ 茶禅一体”的文化思想和哲学观念与佛教、饮茶一起传到世界各国。美国威廉．乌克斯编者的《茶叶全书》（1935年出版）记载“茶树栽培和饮茶习惯广布於中国和日本，乃由於佛教僧侣推广，僧侣以茶节欲。”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新罗国（今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唐朝时与新罗国通使的往来，有记录的就有120次以上，是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後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於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入唐回国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於此盛焉。”到了宋代，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规和茶礼。
唐代（八世纪当时日本的奈良初期），日本高僧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带回茶籽栽种於日本滋贺县；宋代（十三世纪当时日本的镰仓初期），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留学中国，回国时带回了许多经书与茶种，并在日本开辟了茶园，後编著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极力宣扬饮茶益寿延年，此书後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理论依据。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的高徒村田珠光根据荣西的“ 吃茶养生”的观点，在一休师父和赵州禅师“ 吃茶去”思想的启迪下，创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三代弟子千利休时，为适应民众反对内乱、祈求和平的愿望，提倡和、敬、清、寂，将茶道的禅意推向一个新阶段。今天“茶禅一体”的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