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0日，东京筑地本愿寺举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头七追悼仪式，来参加的都是显赫人物──首相小泉纯一郎、民主党的冈田克也、公明党的神崎武法、共产党的市田忠义、原经团连会长平岩外四，甚至连朝鲜总连的最高权力者许宗万副议长也露了面。
他们都是来吊唁田原总一郎的妻子田原节子的。对于一个电视解说员来讲，如此的送葬行列真可算是空前绝后了。
总一郎很早就入电视评论行业，于1976年从东京电视台退职后，以撰稿人的身份活跃在杂志界。又于1987年回到电视台。他发表评论时咄咄逼人，几乎要将人逼到死胡同里，也许正因此，反倒让政界大腕们也敬让三分。
去年1月出版的田原夫妇合着的《我们的爱》一书，详细地记载了两人的相遇、不伦同居、再婚、发现得了乳腺癌及和病魔作斗争，因而成为畅销书，所以，节子的死也牵动着一般平民的心。她的死意味着这场斗争的结束，一场爱情故事也完美地落下帷幕。
1944年4月15日，田原总一郎作为兄弟四人的老大，在琵琶湖畔的滋贺县彦根市诞生。在总一郎祖父时代经营生丝工厂，在横滨很有势力，雇佣了很多女工，在女儿出嫁时还有陪嫁女佣。然而，关东大地震时，横滨的工厂都毁了，而且他祖父也脑溢血死了。到总一郎出生时，家境虽然没落，但还经营着一间麻纺厂，生产降落伞绳。随着战争结束，工厂更见萧条。
由于家境萧条，总一郎的双亲让他进当地的滋贺大学或京都大学，勤工俭学贴补家用。但他本人却想上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他的愿望是要成为作家。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写过《憧憬的甲子园》，高中时代也在校刊上发表过连载小说。
最后，他以每月给家里寄钱为条件，说服父母同意他去东京上学。1953年，他考上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白天在日本交通公社上班。工资每月5000日元（旧币），寄给家里1000日元。
不过，到东京之后，他的文学梦很快就破灭了。据他自己回忆，“同人志说我‘没有文学才能’。当读了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之后，就觉得自己不行了。而读了大江健三郎的芥川奖受奖作品之后，我就彻底死了这条心了。”
1955年，总一郎辞去日本交通公社的工作，重新考入早大第一文学部国文科，而且开设了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学习塾，以挣钱糊口。196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岩波映画社。当时在该社的还有羽仁进、黑木和雄、土本典昭、东阳一、小川绅介、清水邦夫等日后活跃于电影界及演艺界大人物，一时间被称为神保町的梁山泊。
就在这一年末，他结婚了。女方是比他大3岁的表姐末子。末子在战争中疏散时曾住在田原家，而这次总一郎来东京上学期间就住在末子在上野的家中。总一郎拎着一床破被只身来到东京，受到了末子的无私关照。
当两人提出结婚时，总一郎家认为表亲结婚不好，所以不同意。不过因为两家都信教，所以征求了一些宗教上层人士的意见，认为“ 只要两人自己认为好就好”，也就没阻挠。
婚后两人一度经济非常拮据，不过末子却很快乐。末子结婚前、结婚后都一直在日本桥的和服店工作，勤勤恳恳地支撑着家庭，全力支持总一郎拍电影。
然而，对于他的新婚妻子来说好景不长的是，结婚第二年，他就认识了在4频道日本电视台当播音员的节子，开始了他们长达27年的婚外恋不伦关系。在他们共着的《我们的爱》一书中说道：“ 对于两个家庭，两个人的存在不要相互影响。就是说两个人对两个家庭负有各自的责任，将全身心地保护其不受侵扰。”总之是发誓不使家庭崩坏。
末子知道节子的事情是大女儿3岁左右的时候。末子非常苦恼。虽然两人决定不让家里人知道，但纸包不住火，周围的人还是有所觉察。
末子的一个关系比较好的邻居说：“有一次节子不知到哪儿去旅行，回来送的小礼品中有一对夫妇茶杯。当时末子的母亲将茶杯砸得粉碎，她看着女儿如此痛苦，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节子。末子也真是可怜，幸亏依仗信仰才没有崩溃，后来又得了乳腺癌，愈发地可怜了。”
节子的家庭也未能幸免。节子的前夫说：“在女儿4岁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关系。至于怎么知道的我不想说，从那以后我们就在家庭内分居了。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离婚，因为孩子还小，我们约定在孩子20岁之前不离婚。”
后来，末子于1984年死于乳腺癌。1988年，节子和前夫协议离婚，并于翌年和田原总一郎再婚。
（小骐编译）
他们都是来吊唁田原总一郎的妻子田原节子的。对于一个电视解说员来讲，如此的送葬行列真可算是空前绝后了。
总一郎很早就入电视评论行业，于1976年从东京电视台退职后，以撰稿人的身份活跃在杂志界。又于1987年回到电视台。他发表评论时咄咄逼人，几乎要将人逼到死胡同里，也许正因此，反倒让政界大腕们也敬让三分。
去年1月出版的田原夫妇合着的《我们的爱》一书，详细地记载了两人的相遇、不伦同居、再婚、发现得了乳腺癌及和病魔作斗争，因而成为畅销书，所以，节子的死也牵动着一般平民的心。她的死意味着这场斗争的结束，一场爱情故事也完美地落下帷幕。
1944年4月15日，田原总一郎作为兄弟四人的老大，在琵琶湖畔的滋贺县彦根市诞生。在总一郎祖父时代经营生丝工厂，在横滨很有势力，雇佣了很多女工，在女儿出嫁时还有陪嫁女佣。然而，关东大地震时，横滨的工厂都毁了，而且他祖父也脑溢血死了。到总一郎出生时，家境虽然没落，但还经营着一间麻纺厂，生产降落伞绳。随着战争结束，工厂更见萧条。
由于家境萧条，总一郎的双亲让他进当地的滋贺大学或京都大学，勤工俭学贴补家用。但他本人却想上东京的早稻田大学，他的愿望是要成为作家。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写过《憧憬的甲子园》，高中时代也在校刊上发表过连载小说。
最后，他以每月给家里寄钱为条件，说服父母同意他去东京上学。1953年，他考上早稻田大学第二文学部。白天在日本交通公社上班。工资每月5000日元（旧币），寄给家里1000日元。
不过，到东京之后，他的文学梦很快就破灭了。据他自己回忆，“同人志说我‘没有文学才能’。当读了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之后，就觉得自己不行了。而读了大江健三郎的芥川奖受奖作品之后，我就彻底死了这条心了。”
1955年，总一郎辞去日本交通公社的工作，重新考入早大第一文学部国文科，而且开设了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学习塾，以挣钱糊口。196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岩波映画社。当时在该社的还有羽仁进、黑木和雄、土本典昭、东阳一、小川绅介、清水邦夫等日后活跃于电影界及演艺界大人物，一时间被称为神保町的梁山泊。
就在这一年末，他结婚了。女方是比他大3岁的表姐末子。末子在战争中疏散时曾住在田原家，而这次总一郎来东京上学期间就住在末子在上野的家中。总一郎拎着一床破被只身来到东京，受到了末子的无私关照。
当两人提出结婚时，总一郎家认为表亲结婚不好，所以不同意。不过因为两家都信教，所以征求了一些宗教上层人士的意见，认为“ 只要两人自己认为好就好”，也就没阻挠。
婚后两人一度经济非常拮据，不过末子却很快乐。末子结婚前、结婚后都一直在日本桥的和服店工作，勤勤恳恳地支撑着家庭，全力支持总一郎拍电影。
然而，对于他的新婚妻子来说好景不长的是，结婚第二年，他就认识了在4频道日本电视台当播音员的节子，开始了他们长达27年的婚外恋不伦关系。在他们共着的《我们的爱》一书中说道：“ 对于两个家庭，两个人的存在不要相互影响。就是说两个人对两个家庭负有各自的责任，将全身心地保护其不受侵扰。”总之是发誓不使家庭崩坏。
末子知道节子的事情是大女儿3岁左右的时候。末子非常苦恼。虽然两人决定不让家里人知道，但纸包不住火，周围的人还是有所觉察。
末子的一个关系比较好的邻居说：“有一次节子不知到哪儿去旅行，回来送的小礼品中有一对夫妇茶杯。当时末子的母亲将茶杯砸得粉碎，她看着女儿如此痛苦，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节子。末子也真是可怜，幸亏依仗信仰才没有崩溃，后来又得了乳腺癌，愈发地可怜了。”
节子的家庭也未能幸免。节子的前夫说：“在女儿4岁的时候知道了他们的关系。至于怎么知道的我不想说，从那以后我们就在家庭内分居了。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离婚，因为孩子还小，我们约定在孩子20岁之前不离婚。”
后来，末子于1984年死于乳腺癌。1988年，节子和前夫协议离婚，并于翌年和田原总一郎再婚。
（小骐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