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考入东大法科大学院的学生A，虽然希望将来毕业后通过司法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但本人却对法律没有什么兴趣。
A曾经的理想是希望成为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但两次入学考试均被淘汰。其指导教授曾建议说：“ 你去做一名编辑怎么样？”
A在高中时因受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的著作影响开始对政治专业书有了广泛的兴趣。在其一个人生活的房间里有相关书籍达3000册。考虑到因为喜欢书籍，或者适合“笔耕”的职业，於是去年一年里先后找了47家媒体相关会社，其中37家是出版社。然而对於他希望能从事学术书籍编辑的工作，这些会社都态度冷淡，而且还问“ 你认为你的企画可以赚钱吗？”结果不但自己想去的有名出版社没结果，甚至连教授推荐的会社也落了选。最终虽然有3家会社内定录用，但A还是选择了进法科大学院继续读书。
“ 是去自己不喜欢的会社就职，还是另辟蹊径？说心里的话，我更想去做编辑而不是当律师。但是去了内定的会社上班，是否就能做学术书籍的编辑工作，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可以考入大学院，这条路还是可以选择的，将来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有工作。”
之所以最后选择了东大法学部，很大原因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其父毕业於京都大学理学部，后就职於保险会社，从A小的时候起，他就常说：“ 如果想深造的话，就要去东京大学法学部。”50岁的母亲也常常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律师或者当官。甚至有过在母亲的眼泪中放弃了文学部的学习。
所以，当父母听说他要进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时候，非常高兴地为其准备了学费。
今春东大文学部毕业的B（24岁），在去年12月还是三年生的时候参加了就职说明会，之后就停止了找工作。
既因为要写论文、要做义工太忙，不是就职的时机，还因看到被外资金融企业、电视台等有名企业内定后飞扬跋扈的同级生，令她自惭形秽，丧失了求职的勇气。
“我想，他们为了会社和自己的地位，可以23个小时的工作，如此繁重的工作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是无法胜过他们的。”B如是说。
最近有机会成了福利团体的职员，就职活动不再去以后，B对父母说：“不只想著就职，试著想想自己想做的。”於是她决定继续进大学院学习。
对於东大生来说，继续升学是回避就职这个尴尬问题的最佳避风港。在采访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就职失败继续上学的大学院生。与在小会社就职或者从事著不安定的派遣工作、打短工的人比起来，继续做东大生在社会上也更有地位。
东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收入在1000万日元以上、生活富裕的人很多、大学院的学费也会由家里支出、而且奖学金也比其他大学多等流言也不时可闻。
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修士2年生渡边崇，也是以就职活动失败为契机进入大学院的。2年前，他从一所有名的私立大学毕业后，准备就职。可是面试了志愿的15家电视台全不合格。上东大的理由之一就是：“照顾面子，不愿去干一些自由短工。另外父母也说如果进东大的话，不就职也行。”
这次采访中，有好几个24岁以上的留级、大学院进学的学生。他们只是认为“企业就职太严厉了”，自己就逃避了，这就是记者的真实感受。
渡边崇的志愿是电视局，面试时让他制作一个纪实节目。其他院生都选择谘询公司、银行、广告公司等会社，而渡边却感觉不到对自己的吸引力。“虽然挣钱，可却感觉不到实际的成就。还不如农业还能引起一些共鸣。”那么是不是真的想去搞农业呢？也不是。只是使劲强调要干“ 想干的工作”，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只是在一味儿的逃避而已。”
东大没有就职课，各学部有各自的就职担当。不过即使是对就职活动比较热心的文学部，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组织个就职辅导会之类的。
不过文学部每年的调查显示，这15年来就职率由60％降到50％。就职志向很强的社会学科的就职率由1990年的82％降到近年来的50－60％。
《进东大出东大》一书的两名作者之一的平林庆史说：“ 一旦进了东大，如果不能有相应地位的工作……很多东大生所考虑的是‘好好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为了顺应周围对‘ 好孩子’的期待，即使就职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自主。”“ 好孩子”的压力使得他们在进入现实社会的时候踟蹰不前。
平林在写书之前也是这种“ 好孩子”。一直到他大学四年级以后，因为上网聊天儿，再加写论文进行调查时，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东大之外，还有很多和学历没有关系，只是为自己的人生而活著的人。”
今年4月开始工作的平林说：“ 我现在比学生时更实际地感觉到了学习和成长。”
东大不是终点。出了校门进入社会之后也能体会到学习的愉悦。对於东大学生来说，也许需要的正是这种充实感。
A曾经的理想是希望成为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但两次入学考试均被淘汰。其指导教授曾建议说：“ 你去做一名编辑怎么样？”
A在高中时因受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的著作影响开始对政治专业书有了广泛的兴趣。在其一个人生活的房间里有相关书籍达3000册。考虑到因为喜欢书籍，或者适合“笔耕”的职业，於是去年一年里先后找了47家媒体相关会社，其中37家是出版社。然而对於他希望能从事学术书籍编辑的工作，这些会社都态度冷淡，而且还问“ 你认为你的企画可以赚钱吗？”结果不但自己想去的有名出版社没结果，甚至连教授推荐的会社也落了选。最终虽然有3家会社内定录用，但A还是选择了进法科大学院继续读书。
“ 是去自己不喜欢的会社就职，还是另辟蹊径？说心里的话，我更想去做编辑而不是当律师。但是去了内定的会社上班，是否就能做学术书籍的编辑工作，我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可以考入大学院，这条路还是可以选择的，将来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有工作。”
之所以最后选择了东大法学部，很大原因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其父毕业於京都大学理学部，后就职於保险会社，从A小的时候起，他就常说：“ 如果想深造的话，就要去东京大学法学部。”50岁的母亲也常常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律师或者当官。甚至有过在母亲的眼泪中放弃了文学部的学习。
所以，当父母听说他要进入法科大学院学习的时候，非常高兴地为其准备了学费。
今春东大文学部毕业的B（24岁），在去年12月还是三年生的时候参加了就职说明会，之后就停止了找工作。
既因为要写论文、要做义工太忙，不是就职的时机，还因看到被外资金融企业、电视台等有名企业内定后飞扬跋扈的同级生，令她自惭形秽，丧失了求职的勇气。
“我想，他们为了会社和自己的地位，可以23个小时的工作，如此繁重的工作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是无法胜过他们的。”B如是说。
最近有机会成了福利团体的职员，就职活动不再去以后，B对父母说：“不只想著就职，试著想想自己想做的。”於是她决定继续进大学院学习。
对於东大生来说，继续升学是回避就职这个尴尬问题的最佳避风港。在采访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就职失败继续上学的大学院生。与在小会社就职或者从事著不安定的派遣工作、打短工的人比起来，继续做东大生在社会上也更有地位。
东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收入在1000万日元以上、生活富裕的人很多、大学院的学费也会由家里支出、而且奖学金也比其他大学多等流言也不时可闻。
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修士2年生渡边崇，也是以就职活动失败为契机进入大学院的。2年前，他从一所有名的私立大学毕业后，准备就职。可是面试了志愿的15家电视台全不合格。上东大的理由之一就是：“照顾面子，不愿去干一些自由短工。另外父母也说如果进东大的话，不就职也行。”
这次采访中，有好几个24岁以上的留级、大学院进学的学生。他们只是认为“企业就职太严厉了”，自己就逃避了，这就是记者的真实感受。
渡边崇的志愿是电视局，面试时让他制作一个纪实节目。其他院生都选择谘询公司、银行、广告公司等会社，而渡边却感觉不到对自己的吸引力。“虽然挣钱，可却感觉不到实际的成就。还不如农业还能引起一些共鸣。”那么是不是真的想去搞农业呢？也不是。只是使劲强调要干“ 想干的工作”，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只是在一味儿的逃避而已。”
东大没有就职课，各学部有各自的就职担当。不过即使是对就职活动比较热心的文学部，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组织个就职辅导会之类的。
不过文学部每年的调查显示，这15年来就职率由60％降到50％。就职志向很强的社会学科的就职率由1990年的82％降到近年来的50－60％。
《进东大出东大》一书的两名作者之一的平林庆史说：“ 一旦进了东大，如果不能有相应地位的工作……很多东大生所考虑的是‘好好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为了顺应周围对‘ 好孩子’的期待，即使就职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自主。”“ 好孩子”的压力使得他们在进入现实社会的时候踟蹰不前。
平林在写书之前也是这种“ 好孩子”。一直到他大学四年级以后，因为上网聊天儿，再加写论文进行调查时，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东大之外，还有很多和学历没有关系，只是为自己的人生而活著的人。”
今年4月开始工作的平林说：“ 我现在比学生时更实际地感觉到了学习和成长。”
东大不是终点。出了校门进入社会之后也能体会到学习的愉悦。对於东大学生来说，也许需要的正是这种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