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富士最近爆出窃听事件，他们对撰写了对武富士不利的报道的记者们进行窃听，因为这些报道令武富士股价下落。他们打算时刻掌握对手行踪和动机，阻止对手继续撰写揭秘报道。然而，所谓欲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窃听事件曝光，并且一步一步深入根源，终于露出会长本人为了爱护儿子而铤而走险，命令亲信去安装窃听器的事实。
被捕科长狱中日记
11月14日，原武富士的专务、61岁的小龙国夫因武富士窃听事件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42岁的原武富士的科长中川一博。实际上，中川疑犯早在10月初就被新宿警察署召见过，他当时就说，“武井会长一看情况不好，就将责任全部推给部下，反复强调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经过狱中生活，面颊已明显消瘦的中川，愤怒地向人们推出了他的狱中手记。他的手记共有185页，全部系他在拘留所内所写。从他被捕开始，详细记录了他与搜查官的对话及自己的供述，还有狱中的感受等。
请看他对被捕当日的记述，平成15年5月21日，同前一天一样，雨在中午12点以前停了。我正在歌舞伎町的旅馆前打电话，突然有5、6个男人围上来，把我推进了一辆车中。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被暴力团绑架了，直到他们说“是新宿警察！”，我才松了一口气。
中川在高中毕业后，于1982年进入武富士。在担任过关西地区的支店长后，于1989年进入本社的开发计划小组。这之后还先后在涉外部、总务部、法务部等武井会长直接领导的重要部门担任科长的职务。窃听嫌疑事件发生时，他正担任总务部法务科科长。
因为金钱纠纷，中川在去年9月被供职了20年的武富士解雇。很有心计的他当时拿走了大量与公司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通过其他人转交到几个黑社会组织，成为他们恐吓武富士的武器。围绕着这些资料，几个暴力集团还有些争执，因此中川对周围环境非常谨慎，也害怕被黑社会绑架。
支付给侦探事务所的调查费用以“企业调查费用”的形式记入社内账簿内。窃听已经成为武井保雄会长和中川二人之间的秘密。在西新宿大楼11层的会长室，他们二人反复地听收到的窃听电话磁带。
中川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什么事他都会记录下来，简直是个记录狂。年纪轻轻就赢得了会长的信任，被提拔到会长的“ 直辖部门”。虽曾一时因赌博身败名裂而被裁出要害部门，但不久就复归。他一直从事处理暴力集团和董事会之间的各种纠纷及其它危险案件。
根据中川被捕前写的备忘录和在拘留所写的狱中手记，我们不难看出事件的本质。以恐吓嫌疑对中川进行调查的搜查官是从一句意外的话开始的。在逮捕当日的调查中，中川对搜查官说，别让我吃“毒馒头”。所谓“毒馒头”就是，武富士为了拉拢警察，在每年的中元等都要向警察官发送大量的啤酒券，警视厅上层称此为“ 毒馒头”。这个词还入选了2003年日本的流行语大奖赛。看来他们也应该考虑采取真正的行动，来排除自身体内的毒素了。
是教主还是经营者？
5月26日，中川曾拒绝对啤酒券事件进行回答，认为那是与案件无关的事。在5月30日的调查中，搜查官先是从闲谈开始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再切入到啤酒券上，中川才讲出了事情真相。随后，7月份警视厅的14名职员从武富士那里得到了近千枚啤酒券的事件被判明。这些人将以违反地方公务员法的嫌疑被起诉。
当然搜查当局最关心的还是另外的事情。在6月21日的手记中，中川写道：相对于中川，警察更关心的是武富士，而相对于武富士，警察更关心的又是武富士的会长武井保雄。司法部门插手这件事是迟早的事。
会社的经营者是武井，他是世上很少见的经营者，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正是有人支持武井，才有了武富士。如果没有人支持，或人际关系不好，武富士可能早就倒闭了。“人是最重要的”，武井经常讲，“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生就是一次聚会。我是幸运的人，我应该把我的幸运传递给那些不幸的人们”。作为在公司每项超过3000日元的支出都要经过他亲手批准的独裁会长，他居然说巨额的窃听费他根本不知道，是手下的科长等人干的，这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在武富士公司，实施着名副其实的个人崇拜，职员早上要向着会长的照片敬礼，社内大小事宜更是几乎由会长一人决定，很有创造了经营神话的教主架势。
在对中川进行恐吓未遂和“ 侵犯业务”搜查的同时，警视厅搜查二课还将对他进行窃听事件的搜查。担当窃听事件搜查的是Ａ警官，他曾于1996年担当冈关光序治，原厚生事务次官事件的调查，以及?元清美的秘书给予事件的担当，是警视厅内公认的很有才干的警官。
像武富士这样的大企业，发生窃听这种违法的事有什么必然性呢？对此，狱中手记中也有记载。
维护形象黑手遍伸
武富士为了提高企业形象，不可避免的要将资金转向海外。同时也是为了增收增益，这是武富士的最高经营目标所决定的。为了维持股价的高价位，武富士和武井本人都非常警惕一切对公司的负面消息。因此，对社内的不满分子和不稳定分子，以及退职后的社员的动向等，武井的次子、专务取缔役健晃氏显示出特别的关心。这种过分的担心也就派生出各种事件。
有一个社员就讲述过下面的故事。
这个社员是广告担当，他每天8点到公司，然后看所有的报纸和杂志，把与武富士有关的消息编辑成三行左右的要闻，送到位于11楼的会长室。会长会一一看过，作为会社经营者，他是绝对不允许别人讲会社的坏话的。
对于窃听事件，备忘录中也有记载。平成12年8月3日，从近藤原常务家得到的窃听磁带内容：１、外线电话进来后断掉。2、向寿司店订货，饭团一个……诸如此类的详细记载还有针对社员和役员的。
事实胜于雄辩
经过调查，事实证明，中川一博所涉嫌的6项窃听事件中，有4件都与会长和他的2个儿子有关。警方认为，这是会长爱子心切，为了保护儿子而出了下策，指示中川安排窃听。
原来，早在2001年1月，日本有媒体报道会长的大儿子（于1995年入社）在香港投资股票失误，欠了很多债。据说为了此事件，还有记者专程去香港进行采访。会长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派中川想办法窃听。会长的第二个儿子（1993年入社）则已经是专务。1999年6月，他对全国的许多武富士店进行抽查的时候，去了香川县丸龟市的支店，随行的职员由于与该支店的支店长发生口角，竟动手打了支店长。支店长其后辞职，并报了警。
对于在儿子在场的情况下发生殴打事件，会长感到很担忧，生怕这个支店长会对武富士起诉，影响到儿子的声誉，因此，这个支店长的电话也被窃听了。由于被窃听所带来的痛苦，这名原支店长已经于12月4日向广岛地裁提出了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失3300万日元。
其实，武井会长可谓老谋深算，处心积虑，他向中川发指示，窃听的录音带在反复听过以后，就要销毁，因为他认为只要没有证据，警方就无从搜查。此外，中川被告还接受过许多来自会长的指令，包括销毁很多文件，并将他们窃听来的消息，当作是来自第三者的密告来传达给公司下属们。
一切都在水面下进行，但终于还是水落石出。一代经营神话有了难以抹去的黑色印记。高利贷公司的黑幕终将一点一点地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