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己丑年的到来，对早已脱离农耕生活的城里人来说，也许只意味著休假后重新开始上班，股市重新开市；人们也许还期待“牛”年的好口彩带来些“牛”气——虽然金融风暴和经济放缓使这种愿望更多地带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色彩。而对中国另一个极其广大的群体——农民来说，农历新年的到来，也许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时刻——它不仅意味著新一轮农忙季节的临近，而且也意味著关系他们一年生计甚至家庭未来的一段时节的到来——春节后，数以亿计进城务工的农民，要在打工的城市，寻找新一年的工作机会；而今年，这种机会似乎离很多人越来越远——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迅速放缓，尤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加工部门受到巨大冲击，不少企业倒闭或停产。
春节后，有多少农民工会返回城市，又有多少能在城市找到劳动岗位；金融危机和经济放缓，对他们的家庭生计会有多大的冲 击；而各地政府又会以何种措施帮助农民工就业或解决生计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无数农民、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心中。
“回不去”的故乡
已经是正月初六了，周晓丽仍然坐在家门前的台阶上，一边晒著太阳，一边悠闲地与朋友聊著天。
如果换在去年，她此刻早就在东莞的一家台商办的鞋厂里开始了一年的忙碌，但今时不同往日，受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她所在的鞋厂现在每个月的订货量已经从去年的月均30万双急剧下滑到3万双。
工作量的巨幅萎缩，使得老板不得不给许多厂里的员工放了长假。已经多年在大年初三就离开家人外出打工的周晓丽，也因此“忙里偷闲”地享受著与家人的欢聚。
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团山村的周家土弯，金融危机正以一种看似“温情”的方式影响著这个山岭环绕的小村落。
团山村是个“打工村”，其村支部书记申家志说，全村人口大约1400人，平时留守村里的只有600人左右，多数是老人和小孩，村里的精壮劳力，基本都在外经商打工，主要流向是广东、江浙一带。
至今在家务农的周金山说，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儿女全部在外打工，只有他自己在家耕耘3亩多的农田。
但刚回家一个星期，周金山的小女儿周小云已经开始想要回到打工的北京。“在家太没意思了，每天除了晒太阳就是‘斗地主’(一种扑克牌游戏)，还不如在北京呢，好歹还可以逛逛街，上上网。”坐在厨房的灶台边，周小云无精打采地往灶里加了一把柴火。
其实，并非周小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春节前曾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出行交通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使得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在老家的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
该调查还显示，农民工在外务工已经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因金融危机失业回到农村后，收入来源没有了，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直接后果往往是造成不少家庭的争吵，长辈往往不能理解有过打工经历的晚辈花钱无度，特别是购买一些非生活必需商品与服务的做法。
对于许多农民工，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周晓丽已经订了正月十二的票回东莞，对她而言，已经生活了10年的东莞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也在那里找到了心仪的男朋友。只是厂里的情况还是让她很是担心，如果订单继续下滑，就算她是老员工，也很有可能被“扫地出门”。
返乡农民工数量难以统计
金融危机究竟导致多少重庆农民工返乡？节后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再南下珠三角或东去长三角？这些问题暂无答案。重庆正在积极应对的百万返乡农民工问题，首先遇到的是统计迷雾。
重庆市公安局2006年11月14日公布的外出农民工的总人数为320万人，是该市总人口的10%。该局2008年公布的这一数据仍为“300多万人”。
中央电视台1月11日在报道重庆农民工问题时，采用了“目前重庆有70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如果按照25%的春节返乡率计算，也会给当地带来170万人的就业压力”这一数据。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2008年12月4日在该市“2008年第四季度市情报告会”上说，“7、8月份后，几乎每个月返乡回来1万人左右，现在市委、市政府担心的问题是在春节后，大部分返乡农民工将因为沿海不好找工作而不再外出打工，这部分人可能会有100万人左右。”因此重庆必须想办法解决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问题。
2月1日，重庆市就业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由于农民工外出及返乡均自由行动，无需到地方政府部门登记，因此无法统计实际的返乡农民工数量，以及外出民工流向，现有的数据仅仅是抽样调查或估计。
“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
2009年1月28日，正月初三。在江西省抚州市客运总站候车大厅拥挤的人流当中，20岁的王鹏与21岁的同乡李国民拖著简单的行囊，默默等候发往深圳的客车。
两人来自抚州市宜黄县农村，2008年12月，两人在温州打工的鞋厂因老板赌博倒闭，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活，不得不踏上返乡之旅。现在，他们再次踏上打工之路，去一个没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著他们的陌生城市。
当王鹏和李国民再次踏上打工路时，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人潮中，董文菊，一个乖巧的小女孩，穿著从上海七浦路购买的流行服装，警惕地观望著四周。
20岁的董文菊，已经是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代工企业的熟练工。两年前，初中刚毕业的她，跟著村子里的老乡，来到了上海打工。春节前，董文菊所在班组内四成工人辞工返乡，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时间由每天8个小时增加到12个小时。
加班虽然很辛苦，但这是董文菊所渴望的，正好可以多挣一些钱。“春节前多挣点钱买礼物，正月初五是母亲五十岁生日。”她说。除了母亲过生日外，董文菊回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春节后工厂的订单减少，工资会重新降回去，而且仍有失业的危险。
“谁知道春节后会怎么样？”20岁的董文菊心中迷茫。
回家自己当老板？
江西省崇仁县是个以务工经济为主的农业县，有7.2万人在外务工。县劳动就业局大门两旁的宣传栏上，张贴著该县工业园区企业的招工信息。
一个正在看招工信息的小夥子显得忧心忡忡。他叫王国平，在深圳一家知名代工厂打工的他，由于公司订单减少，他的加班费也大幅度缩水。原本每个月能拿到1900元工资，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他连续几个月只能拿到基本底薪。
他说：“后来每个月的工资在900元左右，除去伙食费、电话费，再和朋友到外面耍一下，根本就没有钱了。”
这样的状况显然和他最初的期望相左。经过再三考虑，他辞职并离开珠三角这个最初让他存有梦想的地方。他希望能在家乡找到一份销售工作，他觉得会比在深圳的工作更有前途，“我还年轻，并且愿意跑动。”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出生于1988年的王国平属于新生代或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
经济发展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多数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辈更高。比起工资，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而且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他们对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们在外已经干了几年甚至数年，也未实现他们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实际上，随著农民工群体的“更新换代”，农民工中坚力量中“70后”“80后”占据了不可忽视的比重。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他们无论是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需要引起关注。
听家乡虫鸟的鸣叫
王国平说，他决定报名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一职。从招工信息来看，这是一家生产、销售箱变、油变、乾变等的变电设备企业，也是崇仁县工业园区的重点企业。
这家公司提出招聘10名业务员，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200~2000元，外加业务提成。打出类似招工信息的企业有19家。
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说，2009年县内工业园区各企业需要招工人数为1949个，希望能吸纳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前来就业。今年1月13日，崇仁县召开了客商代表和务工回乡代表迎春座谈会。县委书记李晓浩在会上表示，希望返乡人员到县工业园区看一看，留在家乡，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从崇仁县城到郊区的孙坊镇，一个村庄接著一个村庄，但沿途经过的早已不是传统的乡村图景，河流已经污染或者填埋，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间的耕地，触目皆是钢筋水泥铸造的新式楼房。
罗武辉的家就在孙坊镇，房子显得十分破败，这是长期闲置造成的。实际上，附近几户人家正在破土盖房。一位村民表示，因为2009年形势堪忧，在家长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著还有钱，先把房盖起来”。
罗武辉所在的孙坊镇是崇仁县劳务经济最发达的镇之一，全镇有7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然而2008年9月份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提前返乡。以该镇罗家村为例，全村有300多人外出打工，春节前回来了200多人，有50多人表示要重新找工作，有30多人决定先在家等等看。
类似于孙坊镇的中国城镇，突然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当他们身处陌生城市时，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地生活著，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
现在，他们要重新审视这个记忆中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