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第一场“火”来自一个意外发布的“绯闻事件”，瞬间点燃全民的“八卦”热情。

　　在大家津津乐道种种绯闻是非时，却越来越少人提及“婚姻”之于家庭双方的界限。“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成为中国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流行”。当“流行”慢慢成为“正常”时，我们发现，这一代人的婚姻已经到了一个该反思的节点。

　　我们的焦点集中在35～4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颇丰的“中产”家庭。当车子、房子、孩子、位子，一切的奋斗目标有了眉目，随之而来的却是迷失和无所适从。面对日渐平淡的感情和新的诱惑，“婚姻”在中国面临著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

　　我们的婚姻飘荡在秋千上

　　“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内心分裂：受教于封闭的纯真年代，拼杀于开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围栏，却又无法真正自由地跑马；奉行“从一而终”，但很少人相信白头到老。爱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没拝没落，结局没黑没白。

　　她始终怀念那段好时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仪(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上相遇。两个人是老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著做论文，全神贯注地盯著电脑，她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感觉很温暖。

　　大学的恋爱单纯而宁静，那时的人还很少敢有出格的，王仪的女同学里甚至还有人以为如果男女间靠得近了，女人就会怀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简单，恋爱的活动无非是一起骑著自行车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动地点不外图书馆和自习室。

　　毕业后，两个人费尽周折，最终双双留在了北京，顺利地结婚，生子，过著清贫而安乐的时光。房子是单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对小夫妻合住。婚礼只是请同学们简单地吃了顿饭而已。变化是从李健换工作开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业自此上了快车道。他频繁被猎头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万的速度增长。李健飞快晋升进百万年薪阶层，王仪开始购买各种以前不敢想像的高档品牌，化妆品只用兰蔻。他们成了同学中最早买房、买车的那一拨，一家人很快搬进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圆满，直到王仪无意中发现了李健手机上的一条暧昧短信。

　　狐疑的她当即记下了那号码，而后设法调出了李健的电话纪录，结果发现李健每天至少与该号码通话20分钟以上。在王仪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个“她”浮出水面——一个更年轻温柔的女孩儿。一向对爱情与婚姻充满自信的王仪瞬间崩溃了，在毁灭性的争吵后，她提出了离婚。李健试图挽回，但王仪很坚决。

　　王仪提出考虑详尽甚至苛刻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贷，在留下了车子、房子，承诺每个月给女儿支付上万块钱的抚养费后，几乎是净身出户。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李健事业成功，但是至今没有再婚；王仪虽然见了若干个对象，但是总不满意，她忘不了那段纯真的时光，也很难找到与李健条件相当的人，她甚至无法接受对方每月只挣一万多块钱。

　　年近不惑的方滨(化名)也面临著和王仪同样的情感难题，只是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个相貌堂堂、行事像个“爷们”的男人，起初对妻子爱上他人大惑不解。两人均是大学毕业，自由恋爱成婚。方滨平时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滨从来不把在单位的烦恼带回家，但是也常常会因为太累而懒得说话。妻子则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倾诉。

　　“他”是偶然闯入的。其貌不扬，但是为人体贴和气，做得一手好菜。无论她在哪儿，“他”常常是做好了饭，就一袋一袋地拎来，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而她逛街时，“他”抱著她的衣服和包，静静地在一旁守候。方滨也是通过一条短信发现妻子有情况的，此时他们刚刚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滨委托私人侦探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每当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电话给妻子时，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门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离婚。方滨不同意，他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理由只有一个，曾经漂泊相依的日子，终不忍舍弃。

　　婚外情：“头号婚姻杀手”

　　王仪、李健和方滨都属于这样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和小部分的“70后”构成的一代。近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离婚人数都在100万对以上。《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记述，“就全国而言，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中期至今，这类离婚案件占离婚总数的40%～50%，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一共承接了80桩案件，涉及离婚的案子达到60桩，35岁至45岁上下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当事人层次较高，杨晓林所在的律师所收费门槛为6500元，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外企高级白领，也有大学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为重要的离婚诱因，杨晓林表示，除了少数捕风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确有其事。

　　“到我们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说。他的当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经济背景，工作单位不乏“世界500强”。常联永曾经做过十多年刑警，调查出轨证据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此项目该公司的报价为8000元，有时一天花费就上千元，比如紧随出轨方在高速路上追踪，或者坐飞机从北京追到上海，又追到深圳；对方住高档宾馆，侦探也住高档宾馆。常联永表示，大部分委托人起初都只是怀疑，而一旦付诸侦查，往往“结果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去年夏天，常联永曾经举著摄像机到北京一家豪华酒店门口取证，一位司机当场就不干了，一边下来吆喝不许拍，一边遮上了车牌。晚上10点多，当人们纷纷向外涌的时候，常联永又举起了摄像机，发现有人摄像，当时正相偎依的人群“哗”地就散了。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男人没有婚外恋的可能都是少数了。”著名作家柯云路表示。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婚恋现象研究，相继出版了著作《婚姻诊所》和《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柯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感情的多发期，“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说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的故事要比他们稠密，不仅是比华人世界，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说我们现在正热闹著呢！”

　　据民政部统计，2004年，中国有160万对夫妇离婚，比2003年增加21%。一位性学者指出：“以前，在踏入社会前，我们都有是非观念。而现在人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标准。”

　　要等到多年以后，“这一代”才有能力意识到，婚姻其实不是战斗的对象，而是我们抵御外界动荡的最后一座堡垒。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众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2008年1月6日下午，北京中关村基督教堂海淀堂，正在举办由婚恋专家袁大同主讲的婚恋家庭讲座。当全场齐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永以慈爱诚实待你”时，很多人流泪了，一位年轻的小夥子哭著走到了场外。在这个绝望的爱情世界里，“这一代”其实伤心无力。

　　链接：中国婚姻观变革史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离婚潮和性启蒙。

　　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奉行自由离婚的领先国家。新《婚姻法》颁布引发了离婚潮，其主体是“上山下乡”后纷纷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性启蒙运动，西方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最典型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正是从弗洛伊德开始，中国人第一次敢于公开谈性。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傍大款和包二奶。

　　到80年代后期，中国人离婚情况开始逆转，结婚5～15年的中年夫妻开始成为离婚的主流。

　　资料显示，当时40%～50%的离婚案，是由第三者插足引起的。与此同时，人们还创造了两个新名词：“傍大款”和“包二奶”。妇女问题专家警告说，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在广州、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呈增多趋势。

90年代后期至今：新型婚姻和性自由。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婚姻观正在发生变化。这是继1950年颁布《婚姻法》后的第一次婚姻革命(以法律为导向)、文革期间的第二次婚姻革命(以政治为导向)、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三次婚姻革命(以经济为导向)之后，到来的第四次婚姻革命。但其特点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要用一个词语，只能是：不确定性。

　　网络推动了中国的性解放。网络大大降低了性行为的成本，某些网站的同城约会栏目已经变成著名的一夜情聚点。换妻游戏等交换性伴侣的活动开始隐秘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