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5：30,82岁的孙玉英就起床了，她嘱咐老伴黄桂庆：“中午你自己吃吧，我要去拜佛。”为了这次念经她已经吃素3天。黄桂庆叮嘱孙玉英晚点去。
“ 不行，晚了就不灵了。”孙玉英匆匆答道，带上小凳子和盛满纸钱的香篮出门了。临走时，没忘了下地给家里3只羊割足一天的草。
这一天东北风很大，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农家院子里。下午2点，五丰村19组村民顾六梅和杨生良在院子里拉家常，顾六梅抬头忽然看见东边20米处浓烟滚滚，正是念经的茅屋。顾六梅惊呼：“不好，起火了。”杨生良拔腿就往茅草屋跑去。
等到顾六梅和杨生良赶到小庙时，草棚已经倒塌，火苗呼呼地裹着未燃尽的茅草四处乱窜，烧焦的尸体变得像7、8岁的小孩一样高，缺胳膊少腿的都有。
杨生良赶紧拿起手机拨打“ 110”，然后开始大声呼救。在村庄的另一角，左等右等也不见老伴回来的黄桂庆开始挨家挨户地问，让黄桂庆诧异的是邻居家的老太太也没有回来。紧接着，黄桂庆看见警车呼啸着开进村里，救护车、消防车把村里的路堵了个水泄不通，他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一天，41位老人像孙玉英一样一去不回。
十几分钟的灾难
火灾过去了好几天，80岁的孙宝英回忆起当时仍惊魂未定。
火起之前，大家都在听主持人讲经。草棚中间放着一张画像，画前桌上摆着供品，中间有一条通道，通道两边是听讲者的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讲一次经就拜一次菩萨，刚刚拜完第5次后，就听见有人说“ 起火”了，这时草棚顶上不断有燃烧的茅草掉下来。坐在第3排的孙宝英赶紧往外跑，草棚内一片混乱，很多老太太第一反应是搬凳子、拿香篮，孙宝英出来不久草棚就倒塌了。
“她们不去搬凳子，就不会被烧死了。”孙宝英喃喃地说，由于当天不停呼叫，她的喉咙已经嘶哑。她头上系着一条蓝花布的头巾，然后认真地在头上别上一小块白布。
这场火只烧了十几分钟，但在草棚内烧香、念经的60余人中，却有41人死亡，3人受伤。死伤者均为女性，其中年龄最大84岁，最小的41岁，平均年龄72岁。
火灾的原因目前还未有正式结论，普遍的猜测认为是一个老太太到庙外西北角方便时，没有把烟头熄灭，烟头引燃了屋外的茅草。
不少村民认为，起火时草棚里的老人集中涌向门口，过程中有人跌倒，将支撑草棚的毛竹压倒，草棚随之倒塌，并迅速燃烧，大多数人来不及逃出门外，不幸罹难。
草棚?v?三拆四建
灾难发生后的几天，五丰村的小路上随处可见黄色的纸钱，每走一段路就能听见阵阵哀乐和震耳的鞭炮声，披麻戴孝的人们排成一列长队，默默地走着。
五丰村村民介绍，出事的草棚的旧址是解放以前就建起来的“ 寄借庙”，“ 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拆掉。村长祝福金回忆，1999年5、6月份，黄湾镇人民政府派人拆掉草棚，村上的老太太又搭建；2000年10月份，黄湾镇人民政府重新清理，一年后一群老太太发动村民集资用砖瓦建了一个小庙；最后一次清理是在2001年4月份，然而到了2002年5月，一个临时草棚又在原来的废墟上建起来了。村干部也只能对这种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村干部拆庙，村民就会围着骂。”
在草棚的废墟边，不时有一些戴着白花、腰上系着白布的老人过来看看，她们否认自己参加过此类活动，但又坚持认为，如果当时镇政府不把砖瓦的小庙拆掉，就不会有今天的惨剧发生。
海宁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孙踏海表示，浙江省20多年来还未有过伤亡如此惨重的火灾，虽然从1991年开始，海宁市就开始开展整治非法小庙活动，但仍然是屡禁不止。
按照黄湾镇的风俗，每月阴历的初一、十五、二十五都是烧香的好日子，一些老太太害怕到草棚烧香没有位子，都要一早起来跑着去。当地60岁以上的妇女就开始烧香拜佛，比例高达90%。
每次参与草棚念经活动的人数在30至50之间，参与活动者多为老年妇女。这种念经活动分很多种，有的叫“ 普堂忏”，其意为年老死后能顺利到达阴间，有的是给儿孙或新居落成念的经文。
村民张丽萍说，除了五丰村这个草棚以外，袁花镇有2个类似的草棚，附近的海盐县也有1个，组织这种活动的也不止一个人。
另一个村民朱亚红说：“身体不好的人自然就要去念经了，老太太们也想藉此机会聊聊天，联络联络感情。”朱亚红认为这是当地老年妇女必须从事的一项活动，如果不在茅草屋里烧香，就要坐车到海盐县附近的鹰窝顶庙或袁花镇上的庙去烧香，不但旅途劳累还要收门票，鹰窝顶庙的门票就要4元。
而死里逃生的孙宝英也表示不会停止念经。孙的丈夫去世多年，她已经不干农活了，主要任务是照看曾孙。谈话的空隙，小曾孙跑来跑去， 孙媳追着他喂饭，小孩子还不明白这场灾难给曾祖母带来了怎样的忧伤。老人仍然念叨着：“经还要念的，不去庙里念了，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