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对于中国新发展观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地倡导和呼吁，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今后要特别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经济开始新一轮增长，市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的情况下，这种强调具有了更加深刻和更加紧迫的意义，也预示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新发展战略的形成。
1、经济增长重新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低迷状态。2002年还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有“统计水分”的西方媒体，2003年却开始谈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了10%。不过，中国经济确实出现重新步入快车道的种种迹象，尽管2003年出现“非典”疫情的重大影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学者们的预料，学界和媒体已经开始讨论经济是否又重新出现过热的问题。这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促成因素，一是在连续数年财政扩张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有所松动；二是投资和进出口的拉动；三是城市新型消费热潮到来的推动，2003年商品房零售额和轿车为主的汽车零售额大幅增长。
但新一轮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隐忧：一是金融风险。一旦出现新的生产过剩，如住宅和轿车生产若重蹈电视机生产的覆辙，大量的贷款投资就会因收不会本息而产生新的巨额金融不良资产。二是城市生产与农村消费断裂。近几年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增长都大大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快速增长的城市生产似乎越来越远离9亿多农民的消费能力。三是潜在的无通涨过热。日常生活价格的无通涨容易掩盖房地产和汽车领域的投资过热。
2、就业将成为影响今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点
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这对世界的减贫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但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就业成为新的发展难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的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2000多万人竞岗。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10%。
3、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尽管就业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难点，但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却可能是社会不稳定问题最容易爆发的导火索。改革以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城镇最高20%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7%以上，城乡实际收入和福利差距接近6比1，城乡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要努力促进并保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4、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坚持城乡统筹兼顾
中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越来越有了国际大都市的模样，而西部的乡村依然如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而填平鸿沟的关键，又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约束下靠种粮富裕起来，必须使广大农民具有普遍兼业的可能性。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考虑怎样使农民的生活环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切实承担起农村改水、改路、改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
5、社会保障要起到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近两年增加较快，2003年到9月底，全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80万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400万人。全国低保全年支出约150亿元，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水平从高的约300元到低的不到40元不等，全国人均为55元。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困惑，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解决基金缺口和“个人账户空转”问题，防止社会保障侵蚀财政；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市场风险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考虑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城乡差距的问题。作为一种可操作的选择，今后恐怕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突破口，逐步地建立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6、人口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2003年中国人口总量估计为12.93亿人，2004年预计将突破13亿人大关。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近10年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降到6.5?左右的低位，总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
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过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是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严重；三是人口出现教育素质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四是农村人口的健康情况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新诱因。
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后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放松人口控制就会使数字庞大的人口增长绝对数出现反弹，而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则会加剧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性别失调、逆淘汰等新问题，有控制地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7、国民教育要走向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很快，教育的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家庭的教育投资几乎成为家庭惟一不惜血本的投资。在近几年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教育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各种家庭消费意向变化的调查，也都显示教育被排在首位重要的位置。
在这种强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现向精英教育发展的趋势，出国留学潮也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区却有被忽略的倾向。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不仅是看劳动力总量，而是看人均的劳动力素质。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贫困阶层能够通过选择能力的提高改变命运，使我们的劳动力在国际上长期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至少要使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8、社会心态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碎片化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1、经济增长重新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低迷状态。2002年还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有“统计水分”的西方媒体，2003年却开始谈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了10%。不过，中国经济确实出现重新步入快车道的种种迹象，尽管2003年出现“非典”疫情的重大影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学者们的预料，学界和媒体已经开始讨论经济是否又重新出现过热的问题。这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促成因素，一是在连续数年财政扩张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有所松动；二是投资和进出口的拉动；三是城市新型消费热潮到来的推动，2003年商品房零售额和轿车为主的汽车零售额大幅增长。
但新一轮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隐忧：一是金融风险。一旦出现新的生产过剩，如住宅和轿车生产若重蹈电视机生产的覆辙，大量的贷款投资就会因收不会本息而产生新的巨额金融不良资产。二是城市生产与农村消费断裂。近几年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增长都大大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快速增长的城市生产似乎越来越远离9亿多农民的消费能力。三是潜在的无通涨过热。日常生活价格的无通涨容易掩盖房地产和汽车领域的投资过热。
2、就业将成为影响今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点
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这对世界的减贫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但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就业成为新的发展难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的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2000多万人竞岗。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10%。
3、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尽管就业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难点，但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却可能是社会不稳定问题最容易爆发的导火索。改革以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城镇最高20%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7%以上，城乡实际收入和福利差距接近6比1，城乡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要努力促进并保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4、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坚持城乡统筹兼顾
中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越来越有了国际大都市的模样，而西部的乡村依然如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而填平鸿沟的关键，又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约束下靠种粮富裕起来，必须使广大农民具有普遍兼业的可能性。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考虑怎样使农民的生活环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切实承担起农村改水、改路、改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
5、社会保障要起到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近两年增加较快，2003年到9月底，全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80万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400万人。全国低保全年支出约150亿元，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水平从高的约300元到低的不到40元不等，全国人均为55元。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困惑，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解决基金缺口和“个人账户空转”问题，防止社会保障侵蚀财政；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市场风险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考虑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城乡差距的问题。作为一种可操作的选择，今后恐怕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突破口，逐步地建立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6、人口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2003年中国人口总量估计为12.93亿人，2004年预计将突破13亿人大关。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近10年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降到6.5?左右的低位，总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
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过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是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严重；三是人口出现教育素质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四是农村人口的健康情况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新诱因。
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后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放松人口控制就会使数字庞大的人口增长绝对数出现反弹，而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则会加剧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性别失调、逆淘汰等新问题，有控制地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7、国民教育要走向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很快，教育的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家庭的教育投资几乎成为家庭惟一不惜血本的投资。在近几年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教育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各种家庭消费意向变化的调查，也都显示教育被排在首位重要的位置。
在这种强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现向精英教育发展的趋势，出国留学潮也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区却有被忽略的倾向。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不仅是看劳动力总量，而是看人均的劳动力素质。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贫困阶层能够通过选择能力的提高改变命运，使我们的劳动力在国际上长期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至少要使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8、社会心态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碎片化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