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间道的成功，给“线人”这一身份全新注解。既然世间的罪恶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既然世间的黑与白有太多中间灰色地带，那么身处无间的“线人”就是游走在黑白之间的行者，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城市的阴暗角落默默发挥著作用。
屡禁不止的假冒伪劣商品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毒瘤，而造假者制假贩假藏假的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有的和执法人员玩起了“地道战”，有的又大玩“游击战”，给有关部门的打假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为了和造假者决战到底，广州市从今年起聘请了多名打假线人。从7月份至今，由打假线人举报的案件就达80多宗；而由打假线人现场参与协办的案件则达30%，某些地区甚至高达50%～60%。打假线人，成为维护商家和消费者利益的生力军。在广东，“线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乃至发展成一支队伍。
据一些“线人”自己介绍，“线人”举报费比较高，但要拿到却很不容易。“线人”的装备只有自己的摩托车、手机?发现目标全靠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双脚跟。“线人”上班不分早晚，天气晴朗要出门探点，刮风下雨也照样出去跟踪。到了外面，矿泉水和饼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每天吃一餐饭几乎成了他们的习惯。
发现可疑的制假窝点后，要蹲守、监视、确定目标。蹲守、监视更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制假窝点戒备森严，一般外围都有暗哨，门前有狼狗，监视它只能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有时要守好几天才能发现目标，还要小心不被发现。
吃苦受累对于“线人”来说还是小事。真正难受的是被制假者发现后跟踪或者抓住。“线人”隐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鬼鬼祟祟”的行为，因而常常被人怀疑为“小偷”?“‘线人’挨打是常事。但是?“像这次在大白天两个‘线人’同时被活活打死，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名“线人”这样说。
丘新荣和李永平、李小军都是江西宁都县人。从1999年开始，他们在广东省专职从事卷烟打假活动，以领取“线人”举报费为生。
8月10日，李小军等3人骑着摩托车到一已摸清底细的假烟制造窝点蹲点守候。当天17时许，按照分工，李小军留在一公里左右远的地方接应，丘新荣、李永平两人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向初步确定的目标靠近。
17时25分，李小军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刚一接听，电话里传来丘新荣撕心裂肺的呼喊：“天哪！有人打我！……”接着是手机掉地的声音。
李小军报警后带着4位民警到达出事地点。走下警车，血淋淋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丘新荣已经没了气息。李永平也浑身是血，奄奄一息，送医院后很快死亡。
“ 线人”忍饥挨饿，流血流汗，甚至丢掉性命，但他们的收入却并不是“ 旱涝保收”。顺利的时候，他们每人每年可以拿到七八万元甚至更多的举报费。不顺利的时候，半年也领不到一分钱，还要倒贴交通费、通讯费和食宿费等开支。
因此，打假线人是一种风口浪尖上的危险职业，打假线人受到伤害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抚恤和补偿呢？他们通过举报获取奖金，如何认定他们的工作性质？
有关人士表示，线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有三层关系，一个是举报与接受举报的关系，权利义务是一次性的，举报者提供信息，接受举报方给予的奖励。二是委托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关系。三是聘用关系，这是一种隶属关系。被聘用的人，应该是享受它的权利义务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打假线人(包括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因此他们不能算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
如果是属于第一种关系，举报和接受举报是一次性的，在探索线索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举报成功，就不能认定是因公殉职。
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尚未发现有关“线人”或“线人制度”的规定，由于没有法律规范，对“线人”及其工作性质难以确切界定。一些可操作性不强的法规，需要明确的证据加以定罪，线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但是线人的安全谁来保证呢？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许多新职业，“线人”就是其中之一。相信迟早有一天这个行业会合法化，同样照章纳税，享受社会保障。
屡禁不止的假冒伪劣商品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毒瘤，而造假者制假贩假藏假的手段也不断“推陈出新”──有的和执法人员玩起了“地道战”，有的又大玩“游击战”，给有关部门的打假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为了和造假者决战到底，广州市从今年起聘请了多名打假线人。从7月份至今，由打假线人举报的案件就达80多宗；而由打假线人现场参与协办的案件则达30%，某些地区甚至高达50%～60%。打假线人，成为维护商家和消费者利益的生力军。在广东，“线人”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乃至发展成一支队伍。
据一些“线人”自己介绍，“线人”举报费比较高，但要拿到却很不容易。“线人”的装备只有自己的摩托车、手机?发现目标全靠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双脚跟。“线人”上班不分早晚，天气晴朗要出门探点，刮风下雨也照样出去跟踪。到了外面，矿泉水和饼干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每天吃一餐饭几乎成了他们的习惯。
发现可疑的制假窝点后，要蹲守、监视、确定目标。蹲守、监视更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制假窝点戒备森严，一般外围都有暗哨，门前有狼狗，监视它只能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有时要守好几天才能发现目标，还要小心不被发现。
吃苦受累对于“线人”来说还是小事。真正难受的是被制假者发现后跟踪或者抓住。“线人”隐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鬼鬼祟祟”的行为，因而常常被人怀疑为“小偷”?“‘线人’挨打是常事。但是?“像这次在大白天两个‘线人’同时被活活打死，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名“线人”这样说。
丘新荣和李永平、李小军都是江西宁都县人。从1999年开始，他们在广东省专职从事卷烟打假活动，以领取“线人”举报费为生。
8月10日，李小军等3人骑着摩托车到一已摸清底细的假烟制造窝点蹲点守候。当天17时许，按照分工，李小军留在一公里左右远的地方接应，丘新荣、李永平两人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向初步确定的目标靠近。
17时25分，李小军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刚一接听，电话里传来丘新荣撕心裂肺的呼喊：“天哪！有人打我！……”接着是手机掉地的声音。
李小军报警后带着4位民警到达出事地点。走下警车，血淋淋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丘新荣已经没了气息。李永平也浑身是血，奄奄一息，送医院后很快死亡。
“ 线人”忍饥挨饿，流血流汗，甚至丢掉性命，但他们的收入却并不是“ 旱涝保收”。顺利的时候，他们每人每年可以拿到七八万元甚至更多的举报费。不顺利的时候，半年也领不到一分钱，还要倒贴交通费、通讯费和食宿费等开支。
因此，打假线人是一种风口浪尖上的危险职业，打假线人受到伤害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抚恤和补偿呢？他们通过举报获取奖金，如何认定他们的工作性质？
有关人士表示，线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有三层关系，一个是举报与接受举报的关系，权利义务是一次性的，举报者提供信息，接受举报方给予的奖励。二是委托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关系。三是聘用关系，这是一种隶属关系。被聘用的人，应该是享受它的权利义务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打假线人(包括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因此他们不能算是国家正式工作人员。
如果是属于第一种关系，举报和接受举报是一次性的，在探索线索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举报成功，就不能认定是因公殉职。
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尚未发现有关“线人”或“线人制度”的规定，由于没有法律规范，对“线人”及其工作性质难以确切界定。一些可操作性不强的法规，需要明确的证据加以定罪，线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但是线人的安全谁来保证呢？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许多新职业，“线人”就是其中之一。相信迟早有一天这个行业会合法化，同样照章纳税，享受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