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河北、河南公安机关接连破获3起特大系列杀人案件：河南“杀人狂”杨新海，从2001年起跨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4省抢劫、强奸共作案25起，杀死67人，杀伤12人；河南平舆县也破获了一起连环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黄勇自2001年以来，在该县的网吧等场所诱杀了23名中学生；广东警方则破获了一起诱骗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马勇、段智群以招聘为名，在深圳市布吉镇先后将12名单身求职女青年杀害。
如果说2001年靳如超制造的“石家庄爆炸案”，“ 把暴力加诸无辜平民，把恐怖留给整个社会”，那么日前破获的这3起特大杀人案再次敲响了警钟，人们的恐惧和不安不仅在于疑犯杀人的数量之多，更在于他们杀人没有目的，当杀人不再是一种“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复仇，而是通过“爱谁谁”的方式实现报复社会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恐怖性质的犯罪。
杀人者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这样疯狂地、无所顾忌地杀人，它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恐惧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这么多无辜的生命，他们怎能视生命如草芥，滥杀无辜呢？
事情出来以后，媒体上议论也很多，有的归结为“非理性犯罪”。
一本《犯罪心理学》在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时认为，在人的精神根基或深层中，似乎是有杀人冲动的。人类社会所建立的种种政治准则、社会关系准则、道德准则以及宗教信仰，应该使得我们的“杀人冲动”被有效地限制在精神根基或深层中，以确保人类种群的繁衍和发展。但这多少有点理想主义。因为，人和人面对社会和生活危机处理能力的差异性实在是太大了。而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处于十分敏感的转型期，物质的极大丰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抵挡的诱惑,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也造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心理鸿沟。面对现实，人的心也在不平衡中开始浮躁，开始为自己寻找“ 平衡点”。一些人认为贫富不均就是社会不公，应该通过“暴力”而非劳动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
然而，所有的暴力事件背后都是社会不公吗？不然也！调查发现，在一些社会层次和生活保障程度都比较高的人群中也存在暴力事件。
在我们的社会理性中，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人的内心世界一片荒凉，变得十分坚硬和脆弱，这也是我们不能很好地对“ 杀人冲动”实施有效管理的一个内在原因。我们虽然也有爱的教育?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更多地接受的还是仇恨教育，这甚至在现在的中小学生课本中也还能够见到。也就是说，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爱，都是有限制、有条件的。
现在我们倒是不乏爱的教育，但多数属于小爱，而非大爱，那种包容天地万物的爱心，是我们的教育中绝少提及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更何况，我们的传播媒介，每天还在讲着杀戮的故事。这些电影是为成年人拍的，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会有多少的未成年人会毫无障碍地观赏这里面的暴力场面，并认为“看上去很美”。谁知道这些孩子会不会是下一个“ 暴力美”的创造者？
农民的生存状况也是产生暴力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腐败的地方政府、无时无刻都会被侵犯的权利，一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曾经有派出所的民警们，在前半夜自己打完麻将以后，凌晨出动下乡，在春节的时候，抓了20几个打通宵麻将的人们，罚款，浩浩荡荡的20多人，被绳子拴在一起，走在路上煞是好看。
某村的一个制作帽子的业主，为了躲避工商的罚款，将自己的帽子放到自家的地窖里，不被发现；为什么罚款，不知道。刚刚盖了养鸡场的人，小鸡还没有长大，就要接受无数次的检查，请客，欲哭无泪。甚至还有派出所的警察们和路边的非法色情场所合作，来榨取过路的好色司机的钱财，甚至正常的迁移户口手续，如果不请客送礼，都不可能给你办。
这种现实造成权力成为了惟一的资源，如何在自己生存的环境里，最大可能获得权力，成为可以生存好坏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环境生存的人民，斗争失败的惟一结果就是守着自己的几亩地耕作，受别人的欺负，要么外出打工，受城市人的欺负。这种状况下，出现非理性犯罪就可想而知了，平舆的那位杀人魔头曾经因为结婚没有办合法手续就被无端罚款，最终造成妻子的离开，从而导致了他的疯狂。
不管河南人还是河北人，浙江人、山东人……都是中国人。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大内陆农民的生存现实，什么又造成了浙江富裕地区农民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是我们的体制，是社会历史传统……至少，基层(市，县，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构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的贫困，造成了产生杀人魔头的土壤。
如果说2001年靳如超制造的“石家庄爆炸案”，“ 把暴力加诸无辜平民，把恐怖留给整个社会”，那么日前破获的这3起特大杀人案再次敲响了警钟，人们的恐惧和不安不仅在于疑犯杀人的数量之多，更在于他们杀人没有目的，当杀人不再是一种“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复仇，而是通过“爱谁谁”的方式实现报复社会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恐怖性质的犯罪。
杀人者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这样疯狂地、无所顾忌地杀人，它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恐惧和不安是可以想见的。这么多无辜的生命，他们怎能视生命如草芥，滥杀无辜呢？
事情出来以后，媒体上议论也很多，有的归结为“非理性犯罪”。
一本《犯罪心理学》在介绍弗洛伊德的理论时认为，在人的精神根基或深层中，似乎是有杀人冲动的。人类社会所建立的种种政治准则、社会关系准则、道德准则以及宗教信仰，应该使得我们的“杀人冲动”被有效地限制在精神根基或深层中，以确保人类种群的繁衍和发展。但这多少有点理想主义。因为，人和人面对社会和生活危机处理能力的差异性实在是太大了。而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处于十分敏感的转型期，物质的极大丰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抵挡的诱惑,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也造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心理鸿沟。面对现实，人的心也在不平衡中开始浮躁，开始为自己寻找“ 平衡点”。一些人认为贫富不均就是社会不公，应该通过“暴力”而非劳动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
然而，所有的暴力事件背后都是社会不公吗？不然也！调查发现，在一些社会层次和生活保障程度都比较高的人群中也存在暴力事件。
在我们的社会理性中，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人的内心世界一片荒凉，变得十分坚硬和脆弱，这也是我们不能很好地对“ 杀人冲动”实施有效管理的一个内在原因。我们虽然也有爱的教育?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更多地接受的还是仇恨教育，这甚至在现在的中小学生课本中也还能够见到。也就是说，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爱，都是有限制、有条件的。
现在我们倒是不乏爱的教育，但多数属于小爱，而非大爱，那种包容天地万物的爱心，是我们的教育中绝少提及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更何况，我们的传播媒介，每天还在讲着杀戮的故事。这些电影是为成年人拍的，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会有多少的未成年人会毫无障碍地观赏这里面的暴力场面，并认为“看上去很美”。谁知道这些孩子会不会是下一个“ 暴力美”的创造者？
农民的生存状况也是产生暴力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腐败的地方政府、无时无刻都会被侵犯的权利，一些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曾经有派出所的民警们，在前半夜自己打完麻将以后，凌晨出动下乡，在春节的时候，抓了20几个打通宵麻将的人们，罚款，浩浩荡荡的20多人，被绳子拴在一起，走在路上煞是好看。
某村的一个制作帽子的业主，为了躲避工商的罚款，将自己的帽子放到自家的地窖里，不被发现；为什么罚款，不知道。刚刚盖了养鸡场的人，小鸡还没有长大，就要接受无数次的检查，请客，欲哭无泪。甚至还有派出所的警察们和路边的非法色情场所合作，来榨取过路的好色司机的钱财，甚至正常的迁移户口手续，如果不请客送礼，都不可能给你办。
这种现实造成权力成为了惟一的资源，如何在自己生存的环境里，最大可能获得权力，成为可以生存好坏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环境生存的人民，斗争失败的惟一结果就是守着自己的几亩地耕作，受别人的欺负，要么外出打工，受城市人的欺负。这种状况下，出现非理性犯罪就可想而知了，平舆的那位杀人魔头曾经因为结婚没有办合法手续就被无端罚款，最终造成妻子的离开，从而导致了他的疯狂。
不管河南人还是河北人，浙江人、山东人……都是中国人。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广大内陆农民的生存现实，什么又造成了浙江富裕地区农民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是我们的体制，是社会历史传统……至少，基层(市，县，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构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的贫困，造成了产生杀人魔头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