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医药费捅开医疗界黑洞550万，这仅仅是翁文辉的亲属为老人人生最后67天支付的生命成本。这笔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里的费用，包括医院结算的139万余元住院费和家属自己统计的400万元左右自备药品费。“生命的计量单位不是钱”，作为这笔昂贵医疗费的主要支付者、翁文辉的长子翁强现在依旧会如此表述。老人过世后，几经周折拿到医院的费用明细单和其它相关材料，翁强开始针对医嘱单和对账单无法核对清楚的种种蹊跷“追究真相”。翁强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从医疗费的层面提升为“公益性行为”，“个人对于医疗体制的叫板”。

ICU里的67天

   75岁的老人翁文辉被转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以下简称心外ICU)是2005年6月1日，直到8月6日凌晨老人过世，这一住就是67天。根据翁强描述，此前翁文辉已经经过了一次转院，2005年5月16日正式从哈尔滨肿瘤医院转入哈医二院高干病房。老人的这段医疗始于2004年底，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是2005年2月份的事情。
   翁强个人描述，他是一个“每个月20多天都在飞机上”的忙碌商人，因为父亲的病，飞行变得更为频繁，最紧张的时候，“每天三次飞机往返北京和哈尔滨之间”。在转入ICU之前，为了治疗，他已经自行给父亲购买了昂贵的呼吸机。
   5月31日，这是翁强记忆中的一个特殊夜晚，这一天他刚从哈尔滨飞回到北京，大约是晚上18点多，就被告知父亲病情恶化快不行了，翁强马上让人开车赶回机场，“截”住了下一班飞往哈尔滨的飞机，还请来他所信任的医生和专家随行，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是其中之一。赶到医院已经是22点以后，“那时候父亲已经被盖上了白布，所有的医疗设备也撤了”，翁强让自己带去的医生重新上呼吸机，进行抢救。6月1日凌晨，按照翁强的说法，这个夜晚出现了奇迹般的转变，翁文辉被他带去的医护人员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各项指针基本恢复正常”，从而转入由于玲范担任主任的心外ICU。
   从翁文辉进入心外ICU的这天起，他的治疗似乎就进入一种与一般患者并不相同的状态。根据翁强的描述，从这天开始，作为患者家属，他对父亲“不遗余力地救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满足ICU提出的任何要求。这个期间的花费让翁强感叹，“钱都好象不是钱了”。交钱的事情基本上由他和弟弟翁小刚负责，“开始6月1日、6月2日两天交了18万元，3日马上又通知交钱”。从此以后基本上每天医院都会打电话催交钱，“每天交几万块钱，自从我父亲进ICU以后没有一天是不欠钱的，每天交多少都没有剩余”。
   翁强现在的表述是，“其实从很早开始，我就有怀疑了，钱花得太快了，但那时候想的还是怎么样先治病”。后来这种怀疑变得更加真切，“7月11日晚上18点我带着北京的医生、护士到的，到7月13日晚上18点才24个小时，13日中午十几万元就没有了。”翁强说这一天还因为对费用疑问，跟打电话通知他欠费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发生了“小误会”，他的疑问被传递到主任于玲范那里，并且“被误解为要去查账，对医院不信任”。不知道这是不是医患双方因费用问题的第一次摩擦，但这时的翁强显然开始追究自己的疑惑。自从翁文辉转入ICU之后，为了随时了解病情，翁强安排了专人每天开车在医院楼下守候，“ICU是不让人进去的，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陪护，只能让人开车去，在车里等”。因为越来越严重的疑惑，他的司机兼助手有了新任务，尽可能去收集ICU里的相关材料。翁强说这67天里，他只进去过ICU一次，但就这一次却让他发现了更让他疑惑的东西──一摞笔迹各不相同、但署名都是主治医生王雪原的医嘱单，他让司机偷偷拿出来一部分。
   治疗还在继续，只是医院和家属各自忙碌的事情变得似乎越来越复杂。按翁强的说法，“到7月24日，我就已经有足够证据告于玲范了。”8月6日，老人过世，被悲痛席卷的家属们在追悼会之后，于8月12日到医院结账。但这一天医院的计算器系统出了问题，不能结算，家属只查到费用总额是139万余元，从预付费用里扣除后账面余额还有8000余元。8月15日，家属再次到医院结算，打出来的这张单据让他们瞠目结舌，翁强出示了8月12日和8月15日这两张计算机打印的对账单，同样的总额，同样的预付费用，“但两项一减，余额却变成了零”。

蹊跷的对账单

   医患双方的激烈正面交锋，到这里才算是正式开始。8月23日之前，翁强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搜集到了两皮箱证据”，包括医生和护士的书面证言，有疑点的病历、医嘱、医嘱执行单，以及67天里的部分费用明细对账单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解答他对于500多万元医疗费用的疑惑。他的这种疑惑和追问，也成为院方能够直接感受的压力。
   8月23日下午，在哈尔滨最豪华的新加坡酒店，翁强自己安排了一个“关于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ICU抢救期间医护人员违法违纪事件院方联合调查组会议”，邀请了北京共和律师事务所和黑龙江慧明律师事务所两家法律机构出席作为旁证，出席人员包括院方的多名领导。翁强在这个场合提出了他的诸多质疑，核心是钱的问题和自备药去向不明问题，并由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提供了最主要的旁证。
   翁强出示的一个皮箱里，资料被很好地分门别类，其中绝大部分是医院的对账单。根据翁强的说法，ICU病房有权限出具明细对账单的只有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郭晓霞。至于如何在于玲范的拒绝之下依旧拿到了这样多的单据，翁强的说法是“你看我像是一个拿不到对账单的人吗？”这些证据的确耐人寻味，同一天的账单，在交钱时候打出来的明细和8月15日最后结账时打出来的单是对不上的。同一天的医嘱、医嘱执行单、血库纪录和账单也是对不上的。里面的错误甚至粗陋到“600＋6900＋1725”这样的简单加法，得出的却是两万以上的金额；同一种药品，在不同时间打出来的同一天的收据上，会出现不同的收费;同一天同一个化验项目却有51张化验单;老人8月6日凌晨去世，可是8日还有胸水化验的报告单……这些漏洞百出的单据全都是计算机打印而来。
   既然会出席翁强召开的“调查组会议”，也显示了院方对于翁文辉这个病例的特殊重视和感受到的压力。9月2日，院方的调查组就得出了一个初查结论，并且以书面方式递交给翁强。这份调查结果，一方面承认了医嘱单、医嘱执行单和明细对账单之间存在诸多不符，另一方面同时推导出的结论，是医院非但没有多收钱，反而还漏收了。翁强显然并不满意这样的结论。此后，双方的交涉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到了11月21日，事情出现了特殊的转变，关于《天价医疗费》的电视节目和它所引发的关注，真正让医院进入紧张状态。事实上卫生部调查组的介入还要更早一些，翁强提供的日期是11月14日，不过他更乐于坚持表述成“中纪委调查组”，而这种说法更被媒体广为引用。但据查证，目前的调查，使用的名义都是卫生部调查组。

存疑的诸多细节

   除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明细对账单上的139万余元外，近400万的药品是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在这点上，院方和家属各自的说法明显分歧，院方部分人的态度是，这些药品是由患者自己请的专家组提出来的方案。于是专家会诊问题和自备药问题变得夹杂不清。
   按翁强说法，从6月1日到8月6日凌晨两点多老人过世，“陆续从外地请了100多名医护人员，病房里就没断过人”。院方给出的明确数据，是“100多人次，28人”。翁强的态度很激动:“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
   王雪原医生也成为一个关键点，与他相关的医嘱和病情纪录，以及他提供的书面说明材料，成为翁强提供的所有证据中相当核心的部分。翁强的说法是，心外ICU全部30人里，只有5名医生，有上岗资格的3名，于玲范、王雪原和一名怀孕的女医生，所以翁文辉在心外ICU就医的67天里，王雪原成为值班时间最多的医生。
   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67天里频繁的专家会诊，究竟ICU和患者家属，哪一方是更积极的参与者。事实上翁强也会做出一些“实事求是”的区分，比如“5月31日的专家是我带过去的，这是事实”，和后来翁文辉“没有主治医生，没人管了”，“没办法，只能自己从外地请医护人员过来。”翁强说，父亲做血滤的机器也是由他买的，做血滤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是他自己从北京请来的。
   购买药品，按翁强的说法，同样是ICU的要求。“所有贵的药全是叫我们家属自己买，我们家几个人每天都是人人在买药。”这笔药物在翁强的计算下，高达近400万元。仅一种叫APC的药物，花费就高达100万元。翁强认定“有证据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药去向不明”。他甚至还能提供记忆细节，“8月4日我父亲有点出血，那天医生叫我买28万元的药，那天晚上又说必须买两支诺基，可买回来之后又叫我再买两支，这个药只用了一支再也没有了。”在药品问题上，王雪原医生又成为关键证人，不过王医生的证明材料上，只列出了经他手进入ICU的17种药品，其余那些没有登记且去向不明的药品仍是悬案。
   关于用药和治疗方案问题，翁强反复强调，“什么人才有权力下达医嘱”，“北京的医生到哈尔滨是没有权力下医嘱的，别说去哈尔滨了，就是在北京市内，不在自己的医院，换一个医院都是没有权力下医嘱的”。
   翁强描述中的心外ICU主任于玲范，甚至还提出了让患者家属负责全部ICU员工一日三餐的要求，理由是“节省时间来治疗”。

哈医二院的问题

   11月22日下午的全院中层干部大会，二院上级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李玉昆传达了调查组指出的“六大问题”:一是病历和医疗信息的涂改，尤其是病历的2～8页出现较严重的病历伪造现象;二是血库出血单与医嘱单不符，多出的血到哪里去了？同时，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不符;三是过度治疗、过度开支，这些问题都是通过院方提供的材料反映出来的;四是ICU病房值班医生有两次无证上岗，且两人替别人下医嘱;五是自购药品事宜比患者家属反映的情况严重，药品去向不明;六是科主任管理混乱，调查组多次举了同一个例子，即患者病危时，值班医生给家属发短信叫其回来，心外ICU主任于玲范却让家属去买演唱会门票。此外，医院存在的情况还包括:病历有13处修改，分明是明显的伪造，却互相推卸责任；病历中竟然出现1180次会诊，属于明显造假；病历出现化验过度、收费过度、重复收费，病房管理存在严重问题。之后数天，院方开展了整风运动，成立了医疗质量整改小组，二院心外ICU主任于玲范停职接受调查。
   12月1日，哈医大副校长李玉昆向二院领导班子传递了卫生部的反馈意见。据了解，调查组回京后已向卫生部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部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卫生部有关官员听取二院的汇报后指出，医疗病案有多处改动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改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个案子不查清楚，不能结案。
   揣着卫生部反馈回来的批评意见，二院开始了新一轮整改。与第一次整改一样，这次的整改要求依然是“大家必须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作为患者家属，翁强“追究真相”的努力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