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真
今年7月中旬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按照该报告提出的标准，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8元。
全球知名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也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形成。据其预测，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年收入可达8万元。即十年后，有近半数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层。
中产还是“伪中产”
数据虽然乐观，但由此断言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转变可能还为时尚早。首先，这一论断遭到了多数当事人——中国中产阶层们的抵触。随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6成的中国“中产”并不认可自己的阶层身份。
对身份认知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位于“中下层”的中产群体中。
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对城市中产的划分，中产阶层包括最上层、中层和中下层，分别占比约12.5%、19%和68.5%。
中国的城市“中下产”包罗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的大多数，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面临住房、汽车、子女教育等大宗消费，并因此而焦虑不安。
今年3月中旬发布的一项《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调查显示，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的中产家庭幸福指数却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虽为最高，但却也只有不到半数的被调查者对生活现状表示满意。“伪幸福”成为中国城市中产的心态标签。
“新奴隶时代”下的焦虑
热门美国连续剧《绝望的主妇》提供了这样一幅中产生活图景：中产家庭应该有一辆美国吉普和一辆日本小轿车，家住独栋别墅区，在户外环绕的绿色草坪中，还有一年四季开不败的鲜花。他们不会为每月高昂的楼供、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而过分发愁，主要烦恼是来自物质富足后的精神空虚。
对于中国中下层的中产们来说，这只是在肥皂剧里会出现的美丽泡沫而已。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著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段话被认为是对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经典描述。
在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相当于一个中产家庭月收入二点五倍的中国一线城市，畸高的房价被形容为“一个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并由此催生了“房奴”一词。
然而中产们的焦虑不止于此，他们还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车奴”、“孩奴”，一些媒体甚至称之为“新奴隶时代”。
尤其近几年以来，育儿消费实际已经取代了汽车消费，成为仅次于购房的压力来源。从分娩到抚养成人，中国城市家庭需要为孩子投入近50万元。不过这已经是2004年的数据。有专家认为，不考虑通胀因素，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总开支估计高达100万元。
中产“下流化”后果堪忧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理论在中国又找到了新的支持者。大前研一在其著述中曾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而该书的中文版主编蒋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与此类似的还有日本作家三浦展关于“下流社会”的理论：向来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该书的中文版引进者认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虽然在三浦展的理论中，中产的“向下流动”主要出于不堪压力、主动甘愿将自己归入下级阶层，而中国中产的向下沉降则似乎更多出于生活所迫、并非自愿。
按照理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在中国，这一“社会稳定器”还未成形，就面临坍塌的危机，从这一角度说，中国中产阶层“下流化”的影响将比日本更堪忧。
今年7月中旬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按照该报告提出的标准，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8元。
全球知名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也认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中国形成。据其预测，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将达7亿，年收入可达8万元。即十年后，有近半数中国人将成为中产阶层。
中产还是“伪中产”
数据虽然乐观，但由此断言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橄榄型”转变可能还为时尚早。首先，这一论断遭到了多数当事人——中国中产阶层们的抵触。随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6成的中国“中产”并不认可自己的阶层身份。
对身份认知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位于“中下层”的中产群体中。
按照《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对城市中产的划分，中产阶层包括最上层、中层和中下层，分别占比约12.5%、19%和68.5%。
中国的城市“中下产”包罗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的大多数，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面临住房、汽车、子女教育等大宗消费，并因此而焦虑不安。
今年3月中旬发布的一项《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调查显示，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的中产家庭幸福指数却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虽为最高，但却也只有不到半数的被调查者对生活现状表示满意。“伪幸福”成为中国城市中产的心态标签。
“新奴隶时代”下的焦虑
热门美国连续剧《绝望的主妇》提供了这样一幅中产生活图景：中产家庭应该有一辆美国吉普和一辆日本小轿车，家住独栋别墅区，在户外环绕的绿色草坪中，还有一年四季开不败的鲜花。他们不会为每月高昂的楼供、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而过分发愁，主要烦恼是来自物质富足后的精神空虚。
对于中国中下层的中产们来说，这只是在肥皂剧里会出现的美丽泡沫而已。
“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著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这段话被认为是对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经典描述。
在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相当于一个中产家庭月收入二点五倍的中国一线城市，畸高的房价被形容为“一个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并由此催生了“房奴”一词。
然而中产们的焦虑不止于此，他们还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车奴”、“孩奴”，一些媒体甚至称之为“新奴隶时代”。
尤其近几年以来，育儿消费实际已经取代了汽车消费，成为仅次于购房的压力来源。从分娩到抚养成人，中国城市家庭需要为孩子投入近50万元。不过这已经是2004年的数据。有专家认为，不考虑通胀因素，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总开支估计高达100万元。
中产“下流化”后果堪忧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理论在中国又找到了新的支持者。大前研一在其著述中曾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而该书的中文版主编蒋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与此类似的还有日本作家三浦展关于“下流社会”的理论：向来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该书的中文版引进者认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虽然在三浦展的理论中，中产的“向下流动”主要出于不堪压力、主动甘愿将自己归入下级阶层，而中国中产的向下沉降则似乎更多出于生活所迫、并非自愿。
按照理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而在中国，这一“社会稳定器”还未成形，就面临坍塌的危机，从这一角度说，中国中产阶层“下流化”的影响将比日本更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