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珂 雯
今年6月中旬至明年中国农历新年之前，中国警方将对各类犯罪行为实施“严打”。这是中国近30年以来进行的第四次全国性“严打”。
在官方话语表述中，“严打”是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称。部署此次“严打”行动的中国公安部表示，“从严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是此次“严打”的主要目的。
“大扫黄”引争议
早在举国“严打”的一个多月前，北京高级夜总会“天上人间”遭警方突击搜查、并被勒令停业整顿。而后各地“严打”的首轮目标均多锁定为“黄赌毒”。例如广州警方与部分娱乐场所和旅馆业签订亚运安保承诺书，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称，“接下来继续用最强的力度来打击黄赌，不管涉及到哪个场所，绝不手软，绝不放过。”
在性交易被认定违法的中国，“扫黄”的对象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卖淫女。随著各地警方高调“扫黄”上告政绩，一些争议性话题亦随之出现。
今年7月中旬，亚运会举办省份广东下属的东莞市，网民揭发当地警方在逮捕多名卖淫女性后令其“游街示众”。有关卖淫女性赤脚并遭绳牵的照片大量曝光，引起舆论大哗。警方被批以恶劣方式羞辱违法人员，有悖法理和人权，此事最终以官方道歉而息事宁人。
比之稍早，武汉某地警方亦对非法性交易的涉事双方采取“实名公布制”，在街头张贴文字公告曝光违法者姓名、年龄等个人资料，此事也被民众和媒体批评“手段过激”。
以首轮“扫黄”为“热身”，各地警方将在未来数月全面铺开“严打”。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此次“严打”的目标为“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以及时下民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电信诈骗犯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两抢一盗”犯罪等违法犯罪。“黄赌毒”只是其中在列的一项。
“严打”恐难治本
在官方宣布进行举国“严打”以来，中国法律界便微词不断，恐其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并对公民权利造成挤压。而后来各地“扫黄”行动中，警方一再失当的行为更加重了这一忧虑。
早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的前三次大规模“严打”中，国家机器都表现出了强大的“专政”力量，犯罪率一度下挫，但量刑失当及冤狱事件层出，亦给民间和学界留下负面印象。
尤其遗憾的是，历次运动式“严打”的最终结果都不甚理想。统计数据显示，在1983年进行的为期三年“严打”后，刑事犯罪数量出现V型反转，1988年的刑事案件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激增至83万多件。
这种犯罪率反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严打”后也有出现。从第二次“严打”后的1998年开始，中国的罪案数量出现迅速上升趋势，1998年为198万起，至2001年已达445万多起。2001年“严打”后，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万件，这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万9千件，比前几年增加约20%。
与犯罪率同步上升的还有中国用于“维稳”的开支。据统计，中国今年中央和地方用于内部保安的总支出预算高达5140亿元，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今年4月发布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倾尽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未减反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该报告的研究者还认为，“在面对复杂而琐碎的以利益冲突为主的常规化社会矛盾时，运动式治理往往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运动式治理方式还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容易把正常的利益表达上升为政治问题和刑事问题，其结果是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路子越走越窄。”
内地一些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冲突事件呈现的上升趋势，其根源并不在于利益矛盾数量的突然增多以至于无法应付，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无法及时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当前中国维稳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严打”，乃在于“维权”，在于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进行正当利益表达的通畅管道，并为各类利益冲突提供更为合理的归置渠道，唯此才不会“旧怨刚去，又起新愁”。
今年6月中旬至明年中国农历新年之前，中国警方将对各类犯罪行为实施“严打”。这是中国近30年以来进行的第四次全国性“严打”。
在官方话语表述中，“严打”是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称。部署此次“严打”行动的中国公安部表示，“从严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是此次“严打”的主要目的。
“大扫黄”引争议
早在举国“严打”的一个多月前，北京高级夜总会“天上人间”遭警方突击搜查、并被勒令停业整顿。而后各地“严打”的首轮目标均多锁定为“黄赌毒”。例如广州警方与部分娱乐场所和旅馆业签订亚运安保承诺书，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称，“接下来继续用最强的力度来打击黄赌，不管涉及到哪个场所，绝不手软，绝不放过。”
在性交易被认定违法的中国，“扫黄”的对象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卖淫女。随著各地警方高调“扫黄”上告政绩，一些争议性话题亦随之出现。
今年7月中旬，亚运会举办省份广东下属的东莞市，网民揭发当地警方在逮捕多名卖淫女性后令其“游街示众”。有关卖淫女性赤脚并遭绳牵的照片大量曝光，引起舆论大哗。警方被批以恶劣方式羞辱违法人员，有悖法理和人权，此事最终以官方道歉而息事宁人。
比之稍早，武汉某地警方亦对非法性交易的涉事双方采取“实名公布制”，在街头张贴文字公告曝光违法者姓名、年龄等个人资料，此事也被民众和媒体批评“手段过激”。
以首轮“扫黄”为“热身”，各地警方将在未来数月全面铺开“严打”。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此次“严打”的目标为“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以及时下民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电信诈骗犯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两抢一盗”犯罪等违法犯罪。“黄赌毒”只是其中在列的一项。
“严打”恐难治本
在官方宣布进行举国“严打”以来，中国法律界便微词不断，恐其导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并对公民权利造成挤压。而后来各地“扫黄”行动中，警方一再失当的行为更加重了这一忧虑。
早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的前三次大规模“严打”中，国家机器都表现出了强大的“专政”力量，犯罪率一度下挫，但量刑失当及冤狱事件层出，亦给民间和学界留下负面印象。
尤其遗憾的是，历次运动式“严打”的最终结果都不甚理想。统计数据显示，在1983年进行的为期三年“严打”后，刑事犯罪数量出现V型反转，1988年的刑事案件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激增至83万多件。
这种犯罪率反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严打”后也有出现。从第二次“严打”后的1998年开始，中国的罪案数量出现迅速上升趋势，1998年为198万起，至2001年已达445万多起。2001年“严打”后，2003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刑事案件数量约为206万件，这三年的平均数约为6万9千件，比前几年增加约20%。
与犯罪率同步上升的还有中国用于“维稳”的开支。据统计，中国今年中央和地方用于内部保安的总支出预算高达5140亿元，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今年4月发布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倾尽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未减反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该报告的研究者还认为，“在面对复杂而琐碎的以利益冲突为主的常规化社会矛盾时，运动式治理往往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运动式治理方式还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容易把正常的利益表达上升为政治问题和刑事问题，其结果是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路子越走越窄。”
内地一些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冲突事件呈现的上升趋势，其根源并不在于利益矛盾数量的突然增多以至于无法应付，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无法及时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当前中国维稳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严打”，乃在于“维权”，在于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进行正当利益表达的通畅管道，并为各类利益冲突提供更为合理的归置渠道，唯此才不会“旧怨刚去，又起新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