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全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维护社会和谐的背景下，中国在2009年共法办2万6226名贪官庸官，比上年稍提高2%，其中包括省部级高官8人。而在另一方面，执法部门对轻微犯罪采取依法从宽处理、减少社会对抗的方针，全年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嫌犯比上年减少1.2%，人数是94万1091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与最高人民检察长曹建明3月1日在“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年会）上宣读工作报告，对司法与执法工作做出一年的总结与展望。两份报告均在不同地方提出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反映出中国政府去年面对危机时小心翼翼的态度，以及法律配合政治、社会目标进行工作的中国特色。
王胜俊的报告显示，高院去年更努力地提高受理与审理案件的宗数。去年，高院受理案件1万3318件，审结1万1749件，同比分别上升26.2%和52.1%；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37万余件，审执结1054万余件，同比分别上升6.3%、7.2%和16.4%。
民事案件大约占了所有案件的半数，其中又以经济类为大多数，达到315万4000件。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与知识产业案件都有所增加，分别上升10.8%与29.7%。
集中打击黑社会
当局将打击的锋芒集中于黑社会成员。去年，各级法院审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案527件，判处3231人，同比分别上升13.8%和16.6%。
报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诈骗犯罪涉及金额的巨大规模。去年，各级法院审结集资诈骗、信用卡诈骗、制售假币和假发票达到5万5000件，挽回经济损失152亿1000元，同比分别上升6.3%和37.8%。高院的报告也强调，他们“妥善处理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高度重视”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的审批，根据“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争取大多数”的原则，“指导相关法院严格依法办案，重事实、重证据，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与促进社会和谐加紧努力的特点，也反映在法院对信访案的处理上。高院的报告说，高院去年推行法官带案下访和巡回接访制度，加强上访老户息访工作，又全力排查集体上访与越级访，“特别是进京上访”案件；各级法院提高办案质量，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去年信访人次同比减少9.4%，共105万000万人次。
在分析这份报告时，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副主任刘仁文提出，“两高”报告提出要实现法律与社会效果统一，“服务大局”，这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观念并不一致。他说：“怎么样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又做到为大局服务，两者怎么样平衡，这是法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高院的报告也坦率地进行了自我检讨。王俊秀说，高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不够及时有力，他说，一些法官的“司法理念不端正”，也有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不高，司法作风不正，一些案件久拖不决，群众意见较大。此外，少数法官枉法裁判、徇私舞弊，“个别法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问题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人民法官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舆论强烈指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一向是被舆论反映强烈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之一。去年被移交司法的中国省部级高官中，就赫然包括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王胜俊直接举出黄松有的例子，提出要“抓住黄松有违法犯罪案件这一反面典型”，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深刻反思在法官队伍管理、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检察系统里不乏知法犯法的例子。曹建明的报告说，去年被查处违纪违法的检察人员24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5人。他坦承，“少数检察人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宗旨意识淡薄”，“极少数检察人员目无法纪，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严重，以案谋私、滥用职权、知法犯法甚至贪赃枉法，严重损害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执法公信力”。
他提出，检察系统要重视接受舆论监督，把互联网等媒体作为听民生、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建立涉检舆情收集、研判机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与最高人民检察长曹建明3月1日在“两会”（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年会）上宣读工作报告，对司法与执法工作做出一年的总结与展望。两份报告均在不同地方提出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反映出中国政府去年面对危机时小心翼翼的态度，以及法律配合政治、社会目标进行工作的中国特色。
王胜俊的报告显示，高院去年更努力地提高受理与审理案件的宗数。去年，高院受理案件1万3318件，审结1万1749件，同比分别上升26.2%和52.1%；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1137万余件，审执结1054万余件，同比分别上升6.3%、7.2%和16.4%。
民事案件大约占了所有案件的半数，其中又以经济类为大多数，达到315万4000件。法院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与知识产业案件都有所增加，分别上升10.8%与29.7%。
集中打击黑社会
当局将打击的锋芒集中于黑社会成员。去年，各级法院审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案527件，判处3231人，同比分别上升13.8%和16.6%。
报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诈骗犯罪涉及金额的巨大规模。去年，各级法院审结集资诈骗、信用卡诈骗、制售假币和假发票达到5万5000件，挽回经济损失152亿1000元，同比分别上升6.3%和37.8%。高院的报告也强调，他们“妥善处理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高度重视”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的审批，根据“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争取大多数”的原则，“指导相关法院严格依法办案，重事实、重证据，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与促进社会和谐加紧努力的特点，也反映在法院对信访案的处理上。高院的报告说，高院去年推行法官带案下访和巡回接访制度，加强上访老户息访工作，又全力排查集体上访与越级访，“特别是进京上访”案件；各级法院提高办案质量，从源头上减少信访，去年信访人次同比减少9.4%，共105万000万人次。
在分析这份报告时，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副主任刘仁文提出，“两高”报告提出要实现法律与社会效果统一，“服务大局”，这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观念并不一致。他说：“怎么样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又做到为大局服务，两者怎么样平衡，这是法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高院的报告也坦率地进行了自我检讨。王俊秀说，高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不够及时有力，他说，一些法官的“司法理念不端正”，也有法官职业道德素质不高，司法作风不正，一些案件久拖不决，群众意见较大。此外，少数法官枉法裁判、徇私舞弊，“个别法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问题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人民法官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舆论强烈指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一向是被舆论反映强烈的社会不公正问题之一。去年被移交司法的中国省部级高官中，就赫然包括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王胜俊直接举出黄松有的例子，提出要“抓住黄松有违法犯罪案件这一反面典型”，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深刻反思在法官队伍管理、权力运行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检察系统里不乏知法犯法的例子。曹建明的报告说，去年被查处违纪违法的检察人员24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5人。他坦承，“少数检察人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宗旨意识淡薄”，“极少数检察人员目无法纪，特权思想、霸道作风严重，以案谋私、滥用职权、知法犯法甚至贪赃枉法，严重损害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执法公信力”。
他提出，检察系统要重视接受舆论监督，把互联网等媒体作为听民生、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建立涉检舆情收集、研判机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