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一代
87150——这是汶川地震近一周年时，死者及失踪者数字的总和。剧烈的地震波把他们抛向废墟，永久掩埋。今天，部分遗体仍然躺在殡仪馆无人认领，他们的亲人或许躺在另一个地方。
87000——向南去，新县城。对于老北川人来说，回不去的废墟才是他们心灵的故土；对从其他地方迁来的8.7万新北川人而言，新县城带来了机会和希望。
1500——1500多名北川县官员劫后馀生，但他们承受著难以言说的压力。与平民相比，他们活著似乎需要更多勇气。
461——一批挂职者。挂职往往意味著“到基层锻炼，回来后等待提拔”。但这批干部是在非常时期、前往非常地区、接受非常任务，并不属于原有的选派计划之列。
230——这是再孕母亲的群体。她们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而在今天，希望即将重生。新生儿的到来与遇难的哥哥姐姐有著很大关联，包括可能会用他们的名字。
20——20对新人在废墟上举行了婚礼。白色的婚纱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代表著对逝者的祭奠。
2——三口之家被地震变成了两口之家。一年过去了，那些被地震夺去孩子的父母，是否能从伤痛中走出？
1——当死神在灾区肆虐时，他(她)出生了。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了震生、震摇、车生或者篷生的名字。因为充当产房的，有帐篷、公交车或者板房。
1/2——他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肢体，折枝的花儿还能否绽放？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今天，我们缅怀逝者，关注生者，我们亦试图寻找一个生命和情感共同体。
他们曾经有共同的生与死，共同的泪与痛、悲与喜、爱与恨。
此前，他们是缺乏联系的个体，但在2008年5月12日后，因地震波的冲击而连在一起并被重塑。共同的命运感，把他们的生命烙上了同一印记。生与死，是这一代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他们一起体会了生命面对自然时的脆弱和无助，另一面则呈现出光辉与尊严。
这就是汶川一代。
遇难人数统计艰难行进
黑色的数字停留在2008年9月18日中午12点。官方确认，截至此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另有17923人失踪。
“现在还失踪的人数生还的希望已经很小，死亡和失踪人加在一起，超过8.7万人。”此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称。
直至汶川地震接近一周年时，官方给出的这个数字仍无变动。只有在历经劫难的山峦或平地之间，陆续添上了一座座新坟。
不少坟前依然空著——没有墓碑，或者任何标志。被水泥封存的，除遗体之外，还包括墓主的身世姓名。
生者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无名”的状况。2008年5月20日，“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就已经由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建立。www.512DNA.cn——民间机构设立的“5．12汶川地震基因寻亲网”也随后开通。
但地震一年后的工作进度表明，事情比想像中的困难。成都辖区都江堰市市殡仪馆馆长刘良志说，馆内曾存放过134具地震死亡者的遗体，至今仍有69具无人认领。而在被领走的65具中，仅有39具是通过DNA认领成功的。
2008年5月16日，由成都市各大刑侦队派来的法医集中在都江堰殡仪馆，提取无名遗体DNA、保留遗物并编号。6月20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殡仪馆办公，统一提取成都所辖全部市县的遇难者家属DNA。
7月开始，有人比对成功。“第一批就送来了15个比对成功的通知。”刘良志说。随后的两个月里，不断有比对成功的通知出来。到了10月，公安部门打来的电话就越来越少了。
在成都市所辖12个县市的殡仪馆里，至今有约120位无名遇难者尚未确认身份。这些殡仪馆收到的大多是来自市区的遗体，不包括山区里大量无法运送、就地掩埋的遗体。这让刘良志等殡仪馆负责人非常为难——按规定，无名骨灰由殡仪馆保存超过一个月，馆里就会发布公告，仍无人认领的话，会集中掩埋。但地震这一特殊情况打乱了这一常规操作。
在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有专门写到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保障。其中“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一条被单独列出，与保障住房、就业、公共设施建设一起，位置明确。
不是北川人，想像不出那种痛
在北川，人们更真切地直面这些障碍：失去亲人，流离失所，一无所有……
而于北川的干部们，或许还需要加上一项挑战：建设新北川。灾后马不停蹄地工作，像把一条橡皮筋绷到了最极限。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成为压垮北川干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任明(化名)开始酗酒。被“5．12”地震夺去母亲、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以后，他早上喝，中午喝，晚上还喝，“喝到连县委书记在旁边都不知道”。
任明是北川县一名副科级干部，大学毕业便考取了公务员，仕途一帆风顺。他曾经积极向上，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干部。
地震后，他变了一个人，以前看来很重要的事，比如升官，比如存款，现在都无所谓了。他常常显得很毛躁，拿著手机不停地摁来摁去，喜欢抖腿，也不介意在记者面前，把双脚翘在凳子上。
在北川干部群体里，地震中失去子女的有281人，丧偶的390人，父母遇难的有319人。而其中的交集，像任明这样的有16人。中共北川县委组织部提供的一份抽样结果显示：“11.7%的干部表现出明显的抑郁倾向，甚至会产生有关死亡的思想和自杀的观念。”
干部们聚餐时，总是约定，“今天不说地震。”“但不知道为什么，边吃边喝，总又聊到这个话题上。最终都以一两个人大哭收场，如此反覆。”北川县交通局局长蹇斌苦笑说。
喝酒曾是羌族干部们迎来送往的礼数。现在，喝酒更多成了排遣压抑，或者发泄。因为职责在身，相当多的干部在灾后第一时间，只顾上安置群众。这成为许多失去家人的北川干部的心结。
蹇斌曾在距离北川县91公里的青片乡担任党委书记，妻子和女儿在北川县城。地震发生时，他在山里，负责主持乡里的工作，走不开，也得不到关于亲人的消息。5月20日，他坐直升机离开青片乡，在朋友家见到从曲山小学逃出来的女儿，但他再也没找到妻子。
“我现在都很难原谅自己。见到女儿那会儿，心都碎了，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不顾了，只想和她在一块儿。”
任明是绵阳市涪城区人，考虑到他的家庭受灾严重，市领导曾要他调离北川，回市里工作。他婉拒了。他想，“在哪里栽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震后近5个月，北川的政府系统像一座分分秒秒在走的时钟，没有昼夜，也没有双休日。许多人忙得停不下来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2008年10月3日，在“9．24”泥石流又一次洗劫北川后，39岁的农办主任董玉飞自缢身亡。
在有著类似经历的北川干部心里，董玉飞的死无疑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大家揣测著他的死因：一是过大的工作压力，二是失子之痛。
中共北川县委的领导班子高度紧张，迅速出台关爱干部的措施，其中包括保障干部正常休假，定期组织干部培训疗养。
很快，北川县委组织了百馀名干部赴北京、井冈山和珠海等地疗养，并有心理谘询专家陪同。据北川县委组织部介绍，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受灾干部，都是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任明、蹇斌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均在此列。
除了短暂的休息，干部们说不上来这样的疗养有多大效用。他们私底下有一句玩笑话，“那些心理谘询专家还需要我们开导。”
董玉飞死后，任明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跟朋友寒暄时，他们频频谈起这个话题，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闷在家抽烟、喝酒。同样的问题又回来了，反覆纠缠任明：“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说没了就没了？”
因为工作需要，蹇斌不得不反复经过老县城。最开始他想，可能去多了就麻木了。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去一次痛哭一次，不管身边的是省里的领导，还是山东的援建干部们。“经过一次，就想起自己的那个人，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就在我们的车车古辘下边。”
蹇斌说，不是北川人，你想像不出那种痛。
2009年元旦节前后，任明被单位送到了绵阳市三医院。5个护士24小时看护著他。这是绵阳市最好的精神病医院。赵红医生回忆道：“组织上紧张得不得了，绝对不能再出事了。”
任明依然是走一步算一步。他的女朋友王雪梅，“做过一次傻事”后，开始认真思考活著的意义。
王雪梅在她名为“一叶飘零”的个人空间里，写过一句话：如果我可以活到明天，我会活得精彩；如果我活不到明天，也是一种幸福，团聚的幸福。
“现在还是希望活到那一天，很想看北川新县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王雪梅笑著的，忽而又哭了出来。
死者长已矣，生者须前行。某种程度上说，活著比死去更艰难。因为，相比那三分钟后的巨大情感震撼与众志成城，这一年来，日复一日的重建无疑更复杂更琐碎也更考验耐心与能力。
中央政府对灾区的资金与政策补助，已尽全力；21个省市对口支援灾区重建，开启了东西部地区财力均衡机制变革之门；董玉飞冯翔等北川干部的悲剧，折射出众多灾区干部背负重担奋力前行的背影；民众期待与现实能力之间的落差，是在提醒你、提醒我，要再接，要再厉。
一年了，长得足以让一些人淡忘伤痛，也短得不断提醒人们，家园重建之路，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