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3月11日发布年度慈善捐助报告，为中国第一次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发布慈善捐赠年度情况。类似的报告去年曾以半官方形式“试水”出台，但官员私下透露，今年报告涉及救灾捐赠金额“史无前例”，面对社会公示要求的压力也“史无前例”，故今年正式采用民政部官方发言人机制进行公示。

　　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何建宇认为，这种“国家”趋向“个人”、“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动员体系，形成了强大的民间舆情压力。政府在压力驱动下，开始进一步透明化和公开信息，特别是救灾善款的流向和使用。

　　报告显示，中国国内个人捐款约458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量的54%，首次超过企业机构捐赠的388亿元。其中，约408亿元流向四川汶川地震救灾和重建。

　　何建宇分析，这些数据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动：民间可支配资源增多，支配方式多样化，社会阶层更复杂，社会动员主体多元化，个人和民间组织力量日益活跃。

　　对于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中国民众来说，遇到自然灾害，提到捐款，必然就是“单位捐款”。如1998年的长江水灾，中国国内大量的捐赠是依托各级“单位”“自上而下”的发动完成。随著个体、私营经济日益活跃，带有强烈“国家”色彩的强制捐赠手段如今逐渐退出社会活动舞台。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中国民众是自愿、自发地进行捐赠，据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社情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者均表示向灾区捐过款物。与此同时，很多草根NGO（非政府组织）或境外NGO也成为他们新的捐款支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