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早稻田大学专任讲师、法学博士
问:长期以来，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在是否加入G8问题上，中国政府态度矜持，迟迟不做决断。最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 导人非正式会谈，与G8 导人聚集一堂。就在胡赴法前日，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5月30日)刊登署名文章，提出中国加入G8时机已经成熟。您认为中国加入G8的前景如何?
答：我认为，这次中国 导人参加G8会晤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尝试。从趋势来看，中国迟早要加入G8，这次中国非正式参加G8会议，是一个试探过程。
但是，在中国正式进入这个大国俱乐部之前，还有不少技术性问题 要解决。首先，G8只是由法国出面邀请中国与会，并未邀请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国。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确有矜持的一面，同时G8也有自己的考虑。在他们的定义中，中国应属於共产主义国家。而中国也觉得，你并未正式邀请我，为什堋我们勉强出场呢?而西方看到，中国对加入G8有顾虑，并不积极。因此，我认为，尽管迟早中国将会加入G8，但是还 要一个微妙的互动过程。
我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刻意不参加，而是其中的确要有互动。G8本身要做准备，而中国在他们还未完全做好准备时，也没有必要急於勉强参加。
问：这次胡锦涛与G8 导人会晤，是受法国邀请，作为南北 导人会谈中南方的代表出席。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世界大国。有人指出，G8原有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特质，是妨碍中国加入的因素。
答：G8也是从7加1发展而来的，现在俄罗斯的实力还在恢复之中，尚不具备发达国家的条件，但它作为大国参加了这个组织。中国加入主要国家俱乐部，是否也可以先从8加1开始，走俄罗斯的路呢?G8原是一个西方俱乐部(包括日本)，俄罗斯加入後，它从富国俱乐部变成大国俱乐部。如果它是一个大国俱乐部的话，下一个候选国当然是中国。因为，最近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政治影响的增加都表明中国已经具备加入这个组织的资格。
虽然中国还未成为发达国家，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参加G8，因为，G8是一个论坛，利用这个论坛传达中国的声音是很有意义的。此外，世界现在存在很多大国协商机制，仅在东亚地区就有东盟与东亚国家的10加3会议，中国不是东盟成员，但却定期参加东盟支持的首脑会议，此外还有亚欧会议、APEC等机制。
我认为，中国参加G8，不仅对G8本身有好处，对中国也不无益处。在参加南北会谈前，胡锦涛在俄罗斯提出国际关系多极化理念。南北会晤时，胡锦涛重申了这个理念。
中国不会因参加G8而改变身份，中国仍然可以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可以定义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有快慢之分。现在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少，但在世界GDP的比重中，中国的分量越来越重。
问：有人说，美国十分支持中国加入G8，加入G8，正中美国下怀。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加入，以削弱联合国地位。俄罗斯加入G8之後，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并未有所建树，因为G8仍然具有富国俱乐部色彩，成员说话得凭腰里钱有多少。根据这种观点，有人说中国参加G8，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俄罗斯，会导致削弱自己的发言权，进而导致联合国作用的进一步衰退。
答：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也是一个大国。现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亚欧会议等都是联合国之外的组织，但他们与联合国没有发生冲突，联合国照样可以发挥作用。而且，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没有参加G8的国家。在许多时候，中国的谈话对手是美国。如果美欧日俄在一起讨论经济安全政治问题，但这种会议缺少中国，那堋这种讨论本身的代表性就会被削弱。反过来看，中国不参加也是中国的损失。因为参加G8可以增加一个外交渠道、多一个说话的机会，是好事情。
问：在伊战之前，中国国内“ 左翼”舆论认为，在对伊战争问题上，中国应该高举反战大旗，与世界反战力量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抗美国的霸权政策，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方式明显忽视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同时会干涉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政府如果不明确表明立场，反过来也要影响中国国家的形象与威信。当然，寻找这个平衡点很难。刚开始，中国做得不够旗帜鲜明，後来，在美伊开战之前，中国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一个“ 拿捏”的过程。如果一味顺应美国，中国将会失分，特别是影响国家形象。
问：回顾对伊战争过程，人们看到，围绕对伊政策，法德俄与美英日意见对立，而中国尽管主张和平解决，但却并未与法德俄统一口径、协调步调，这种方式，今後可能成为中国处理与美国有关矛盾时的一种模式，但其操作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难度。
答：其实这涉及一个平衡性问题，即坚持理念原则与实际实施可行性的平衡。中国既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又要与惟一的超级大国搞好关系，而这两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那堋，这两者的平衡点在哪里?我觉得关键在於是否涉及和如何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某个行动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堋中国就要不惜与美国进行某种程度的抗争，哪怕关系稍微紧张一些;如果争论点跟中国国家利益稍远一点，中国则可做得相对超脱。
问：当今世界是美国独霸的体系，多极化仍然只是理想，今後，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对美外交的方法，最近的美伊战争，中国展示了不同的外交手法，这些手法值得总结。
答：我认为，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有3种情况。
第一种是直接涉及到中国的根本利益，例如台湾问题，如果美国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升级，加强对台军售，促进台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回旋的馀地就很小。另外，如轰炸中国大使馆，那中国的反应自然也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明确反应，美国是可以预期到的。
第二种是与中国国家利益有较为紧密关系的地区，如朝鲜半岛。美国一直在推动中国参加搞多边对话，而开始阶段中国表现得并不积极。中国政府反覆强调美朝应该直接对话，但是，朝鲜半岛并非与中国国家利益没有关系，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出现脱缰局面，核武、 导层政治动荡、大规模混乱以至难民潮等都会对中国造成骚扰。因此，朝鲜半岛的问题中国不能袖手旁观。从4月下旬开始，中国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表现出了积极姿态，做东邀请美朝双方代表谈判。因为这确实与中国国家利益关系密切。中国虽在一定期间内有些被动，但最终表现了积极的态度。
伊拉克是第三种情况，中国在这里没有直接利益。中国虽是一个上升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但它的主要利益还局限於地区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随著中国的快速发展，其利益也开始遍布全球。但跟美国这种超级大国的全球性利益相比还差得很远。虽然从石油进口来讲，中东也有中国的利益，但这种利益不是中国一家，中东向全世界提供石油，包括欧洲、日本，所以中国没有必要跟美国单打独斗。伊拉克与朝鲜半岛比，跟中国的关系远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回旋馀地更大。中国避免跟美国搞 ，中国从没表示过要在安理会中动用否决权来否定美国动武提案。而法国、俄国都表示要否决。据我 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事前做了弃权准备，这与否决是两码事。
但是，如果安理会讨论对朝鲜制裁，中国就很有可能动用否决权。如果朝鲜与中国配合，中国还可能与美国做进一步的交涉。上述事例说明，与中国国家利益关系的程度不同，中国的反应也就不同。
问：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研究界及政府都认为一定要与美国搞好关系。但对於中日关系，很多观点认为是中美关系的附属，假如中美关系搞好了，中日关系自然就会好。但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答：我认为，中日关系应该改善。这是因为，我们应该与主要大国都搞好关系，而不能仅同某一个国家改善关系，例如，中国不能光跟俄罗斯改善关系。
第二，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对象国也是日本，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有很大潜力。
第三，改善中日关系，与解决台湾问题有关。台湾问题，除岛内因素、两岸因素外，最大的外界因素第一是美国，第二就是日本。跟日本改善关系，是对台独因素的制约。不论从国际战略、自我发展战略以及台湾问题上来看，改善中日关系都很重要的。
问：去年以来，中国舆论界出现中日关系缓和论，例如马立诚、时殷弘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主张也受到国内一些民间舆论的批评。其实，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日关系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益增强了的民意动向。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中日关系缓和论尚未获得普遍支持，这种状态对中日关系研究者提出一个课题，即如何看待、如何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 局。
答：我认为，历史问题的解决应是一个过程，是由很多点组成的，而不是某一个单独的点。我们不能等待某一个点的到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能快刀斩乱麻固然好，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且，历史问题中包括的因素也很复杂。历史问题不光牵涉日本自身，也有国际因素，如美军占 、冷战、中日关系的长期隔绝、国共两党内战、台湾海峡分离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历史问题的解决。今天，我们应如何处理历史问题?我认为，历史问题是诸多问题中的一项，而不能说历史问题是诸多因素的第一位，优先顺位应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如我们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与日本的安全保 合作、要求日本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亚於历史问题的解决。当然各个问题都有它的内在联系。如果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历史问题，那堋其他问题都放弃而不去推动，那样的处理就会失当。
为什堋说解决历史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呢?我去年到位於斯德哥尔摩的欧洲日本研究所做了3个月的研究，走过六七个国家。我曾问欧洲人他们之间是如何克服敌意的。他们告诉我，除德国政府道歉与反省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下一代著手、从小做起。欧洲各国之间从小学生开始交流、搞homestay，促进了相互理解。但在东亚，现在这种类型的交流还很少。其中有冷战因素，彼此没有外交关系，此外也有经济因素，因为中国老百姓住房情况不好，不能让日本学生住到中国老百姓家。但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真正的草根型民间交流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在改善日中关系方面，日方也是做了很多工作，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例如外务省每年邀请中日学者举行两次对谈，其实，这种形式中方也可以搞。
问：毛周时代，改善中美关系、恢复中日邦交都是在权威主义之下进行的。现在，中日之间还存在历史问题，不少民间的战後索赔诉讼正在进行。可以说，冷战结束之後，中国的国家统合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族主义，如果中国政府在改善中日关系上走得太快，是否将挫伤国内的统合力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稳定的基础。
答：关於对日舆论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确与毛周时代不同，但我们要适当引导，向更健康的方向推进。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方 要自律。特别是在靖国神社这样刺激的问题上。当年中美恢复关系时，尼克松、基辛格很主动，在改善美中关系问题上做出姿态。所以中日双方政府应在推进关系进展方面表现主动。
另外有一个事情要注意，有时候，遇到具体问题时，不一定 要国家机构出面解决。3年前，日本拍了一部叫《自尊》的电影，是为东条英机翻案的，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3篇批判文章。我当时恰好来日本，在青山学院大学任教，我特意去看了这个电影。这是一部为军国主义翻案的电影，但其重要内容是为“ 东京裁判” 不公、丑化美国法官的。这部片子指责东京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审判，反美因素大大超过反华因素。对於这部电影，美国官方没有反应，而民间有些反应。相比之下，中国是强烈的官方反应。
我认为，在外交方面，是什堋层次的问题，就应在什堋层次解决。去年发生北朝鲜难民闯馆事件，这本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但日本将其急速升级到国与国的问题。我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对日方这一做法提出批评。
还有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美国一年之後，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脱队不归。对此，中国政府抗议到了美国最高层，两国文化交流中断一年，但是，今天再出现同类事件，中国绝对不会采用同样的反应。
这两件事都说明，在具体问题上，不应轻易把问题上升到国家关系的级别。如果很快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但会激起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还会损害国家的全局利益。
此外，追究历史问题，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接受程度。比如江泽民访日，历史问题当然要讲，但是否每个场合都要讲，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场合下讲，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就不讲?这就要求外交部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既要周全慎密，又要有大局观。这里面有一个日方接受程度与中方工作效果的问题。
对於日本国内某些代表右翼势力的言论与行动，中国不能仅仅以此为依据，就认为日本是在恢复军国主义，要看主流是什堋。少数右翼虽然有某种说法，但社会主流并非如此。反过来看，日本说中国是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但我们观察中国的变化，就会发现中国与严格意义的共产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双方都应该打破认知上的一些误区，以更加实事求是和务实的态度来认识对方，这样才能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