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土改”是相对建国初的土改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这意味著全国25亿亩集体山林将回到农民手中。然而面对老百姓和生态，林改政策将遭遇巨大考验。25亿亩集体山林有望回到农民手中，总理温家宝说，30年、50年、70年就是永久不变，就是长期不变。此前一直被认为是“破冰”的林权改革（被称作“第三次土改”）有望在全国全面推开。

　　2006年1月和2007年4月，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前往福建和江西，对两省集体林权制度予以充分肯定。浙江、辽宁、湖北、安徽等省的林改工作也已启动。今年5月，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带领中农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前往福建和江西两省实地调研，他提交的报告称，“我们认为，在全国全面推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年时间里，近1/3的村民上山盗木，村里的林木总蓄积量少了两万立方米。从公路沿线到深山，一座座山头被砍光。这是1996年－1998年发生在福建永安市洪田村的真实故事。“一上山，人溜了，只剩下木头。”赖兰亭说。这个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老村主任经常在晚饭后巡逻，天亮才下山。盗木者使用当时极先进的BP机，看见有人来巡逻，就呼“444”，人一走呼“666”。有的村民甚至招募民工，发展成专业队偷伐。

　　环顾四周青山，洪田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山和林子在哪。村里800多口人，18908亩林地，除少量属于自留山和经济林外，完全由村集体统一经营。1984年起福建省三明市推行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折股联营，经营承包”。结果，村里的山林通过不规范的“承包”，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对当时的洪田村村民而言，山林的概念仅意味著三张“林业股票”，翻开账本，作为股东的村民仅有一次分红，1987年3月，每股7元，每人分红利21元。

　　1998年5月的一天，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村委会主任赖兰亭到村支书邓文山家，两人商量后下了决心：“分了吧。”从1998年5月17日到9月30日，4个多月里，福建的洪田村开了二十多次会议。村委会主任赖兰亭仍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最后两天，他们把村民代表和小组长请到镇里的会议室，开了整整两天会。问题并不难解，老百姓对山林只有管护的义务，几乎没有收益权，而“如果是自己的，谁敢去偷？”最后村支书邓文山狠狠掐掉烟头，叫人把会议记录本撕成纸条：“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的写‘不’！”八成村民写了“同”，签下自己名字。洪田村成为全国第一个真正把山分到户的村庄。

　　2003年，在洪田村，白纸黑字的合同书换成了绿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村民的“变法”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

　　与这里不同，1981年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江西武宁县长水村人，每户分到了自己的林地，他们能指出哪座山头是自己的。这个人口只有1920人的村庄，拥有12.4万亩山林。不过，长水村的责任山到户也未能演化成“林农育林”的积极性，森林被大量砍伐。“他们担心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说。

　　作为福建省的试点，永安市2004年开始进行配套改革。2006年，福建省率先推开配套改革，其主要思路是：稳定一大政策（长期稳定林地承包政策）、突出三项改革（林业投融资、商品林采伐管理和林业经营方式改革），以及完善六个体系（林业保护、服务、科技支撑、管理、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体系）。福建对土地流转采取限期（1个轮伐期流转）、限量（部分林权流转）、现货（现有近成熟林流转）等办法，防止投机炒作。

　　在林权改革问题上，也是有过历史教训的，1980年代林业“三定”以来，国家政策多次调整就是个教训。由于产权不明确，带来滥砍滥伐，“三定”没定完，就在1987年宣布紧急刹车；木材市场打开，又紧急收回统购统销。57岁的武宁县新宁镇石坪村村民赖怀金依然担心政策反弹：“是不是真正的50年不变。50年不变，关系到儿子和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