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加强，美国也必须承认现实，同意与中国举行定期高层会谈。这一消息是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4月8日在华盛顿宣布的，他同时透露，这一决定是由美国国务卿赖斯在3月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做出的，不过最初的提议是由中国方面在2004年提出的。他介绍说，这是美中之间首次做出类似安排，双方的讨论将涉及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话题。
包润石说，美国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既是鉴于中国在亚洲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同时也是由于两国间的确存在定期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国际问题的实际需要。包润石提出的美国需要与中国更加密切合作的问题包括恢复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打击恐怖主义和苏丹人道危机等。不过包润石指出，美国之间的定期高层会谈在美国被定性为“国际对话”，不如美国与盟国间的“战略对话”深入，重要性也不如后者。
据报道，美国方面与中国对话的主要联系人将是副国务卿佐利克。中国方面将派出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作为代表，中美之间此前从未有过如此高级别的定期会谈。但是目前由于双方对第一次会谈的地点尚有分歧，因此首次会谈的日期仍然无法确定。举行两国都希望首次会谈在本国首都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同意定期举行高级别对话意味着“一个新框架的建立”。时殷弘表示，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中美两个大国建立更加畅通的沟通交流渠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承认中国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必须经常和中国讨论全球事务”，这实际上只是他们对待中国崛起态度的一个侧面。时殷弘认为，“全球对话”和“高级别对话”与战略性对话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目前这种对话框架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战略性对话的建立，同样也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仍然是抱有复杂心态的，他们和中国合作也是有选择的进行合作。
时殷弘同时肯定，这种定期举行高级别对话框架确立后，中美两国很多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都会越来越多的放到桌面上讨论，将增进互信和互利，有利于两个大国形成长期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规则。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卫东认为，这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无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刘卫东认为目前美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也面临不少困难，单边主义很难解决所有问题。美国作出此决定已经说明，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都是很难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尤其是中国在一些领域还有着很强的影响和优势，比如朝核问题等。同时，在对此种高级别对话的定位用词上，刘卫东分析称，美国政府官员把这个对话称为“全球对话”，就说明对话沟通的范围很广，不会仅局限于目前所列的朝核问题、苏丹问题等，随着中美双方依存度的不断加大，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会更加明显，比如石油、反恐、核安全以及双边关系问题等等，所以将来会谈的范围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更多领域。
这种对话方式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促进合作、避免误会，既可对在一定阶段内长期存在的国际问题，定期沟通、表明立场，又可在突发性问题方面加强交流，争取达成共识。
包润石说，美国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既是鉴于中国在亚洲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同时也是由于两国间的确存在定期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国际问题的实际需要。包润石提出的美国需要与中国更加密切合作的问题包括恢复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打击恐怖主义和苏丹人道危机等。不过包润石指出，美国之间的定期高层会谈在美国被定性为“国际对话”，不如美国与盟国间的“战略对话”深入，重要性也不如后者。
据报道，美国方面与中国对话的主要联系人将是副国务卿佐利克。中国方面将派出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作为代表，中美之间此前从未有过如此高级别的定期会谈。但是目前由于双方对第一次会谈的地点尚有分歧，因此首次会谈的日期仍然无法确定。举行两国都希望首次会谈在本国首都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同意定期举行高级别对话意味着“一个新框架的建立”。时殷弘表示，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中美两个大国建立更加畅通的沟通交流渠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承认中国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必须经常和中国讨论全球事务”，这实际上只是他们对待中国崛起态度的一个侧面。时殷弘认为，“全球对话”和“高级别对话”与战略性对话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目前这种对话框架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战略性对话的建立，同样也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仍然是抱有复杂心态的，他们和中国合作也是有选择的进行合作。
时殷弘同时肯定，这种定期举行高级别对话框架确立后，中美两国很多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都会越来越多的放到桌面上讨论，将增进互信和互利，有利于两个大国形成长期和平共处、积极合作的规则。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卫东认为，这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无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
刘卫东认为目前美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也面临不少困难，单边主义很难解决所有问题。美国作出此决定已经说明，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都是很难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尤其是中国在一些领域还有着很强的影响和优势，比如朝核问题等。同时，在对此种高级别对话的定位用词上，刘卫东分析称，美国政府官员把这个对话称为“全球对话”，就说明对话沟通的范围很广，不会仅局限于目前所列的朝核问题、苏丹问题等，随着中美双方依存度的不断加大，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会更加明显，比如石油、反恐、核安全以及双边关系问题等等，所以将来会谈的范围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更多领域。
这种对话方式的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促进合作、避免误会，既可对在一定阶段内长期存在的国际问题，定期沟通、表明立场，又可在突发性问题方面加强交流，争取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