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新的“恐怖”故事是，一些存款人正在逃离正规的银行系统，转而把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中。花旗银行今年1月份的报告说，2004年5月到10月，中国国内银行居民存款流失额在9000亿元左右。这些“ 体外循环”的钱形成了中国的“地下金融”现象，加剧了经济“过热”，并威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此前人们对“地下金融”也一直议论纷纷，但其规模并未得到很好的测量，它的“ 地下”性决定了测量的难度。而现在地下金融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于去年初完成了一项专题研究。“据我们调查测算，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8300亿元之间”，1月7日，该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副教授说。
最终计算出来的数据是惊人的，这也是中国对“地下金融”的第一次全面展示。
首先计算出的是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也就是非正规金融规模与当地正规金融规模的比例。结果显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也就是说，这20个省地下金融规模与正规金融规模相较比例接近三成(28.7%)。由于本次调查是在2004年年初进行的，因此以2003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测算。2003年底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额约27700亿元，以此为基础计量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8300亿元之间。
事实上，这仍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根据此前的地区性的研究和估算，“ 仅温州一个城市的地下金融就有1500亿左右，广东省的规模则可能达到5000亿左右。”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陆磊说。他提醒，调查可能忽略了企业“自有资金”，其中不乏地下融资得来的。
抛却总量的问题，再来看看中国“地下金融”的重地──农村：根据测算结果，全国15省份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为56.78，也就是说，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有意味的是，调查发现，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户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比重就越低。根据调查的三大地区平均情况看，西部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最高，超过六成，东部和中部均超过五成。
除此之外，另一个怵目惊心的数字来自于中小企业融资。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除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外，更多依靠非正规的金融途径，如私人钱庄、企业相互拆借、甚至是企业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融资等。从结果看，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三地比较看，西部6省和中部均接近四成，东部最低也超三成。在全国备调查的17个省中，有的省份中小企业非正规贷款比例甚至接近7成。
调查结果显示，地下金融并不只是对经济起到负面作用，而是利弊交错。早在199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曾经上书有关部门：“地下金融交易之所以猖獗，主要原因是国家银行控制得太严，是金融垄断的结果。”在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这方面，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江苏等，地下金融的正面影响比较大，影响指数达到20%以上；而在东北地区，以辽宁为例，其地下金融对于当地经济最具危害性，指数接近-30%。此项调查的19个省中，指数为正值的省份有7个，负值省份有12个，最终的结果也为负值，但不低于-5%。
“ 这表明地下金融总体而言对经济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只不过因地区而异。”李建军说。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分流存款、分割贷款业务，形成了黑市利率；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贷款利率高容易形成不良贷款；一些地下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地下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演变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等等。但是，在江、浙等地，地下金融基本上是公开的，有规范、有秩序，拥有成熟的商业模式，甚至比银行的信用好。在这些地方，地下金融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地下金融被认为是中国的金融乱源，政府对于地下金融的监管连绵不绝。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以“治理整顿金融三乱”的方式打击地下金融。与直接监管相比，更理想的模式是间接调控，比如让利率相对自由浮动，因为如果不是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人们就不会纷纷从银行取钱投资，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更加灵活，银行就会考虑以合理的利率将钱贷给中小企业。如此，地下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将形成一个合理的博弈空间，其间风险成本的核算与选择将交由市场各方自我完成与承担。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于去年初完成了一项专题研究。“据我们调查测算，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8300亿元之间”，1月7日，该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副教授说。
最终计算出来的数据是惊人的，这也是中国对“地下金融”的第一次全面展示。
首先计算出的是地下金融规模指数，也就是非正规金融规模与当地正规金融规模的比例。结果显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也就是说，这20个省地下金融规模与正规金融规模相较比例接近三成(28.7%)。由于本次调查是在2004年年初进行的，因此以2003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测算。2003年底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额约27700亿元，以此为基础计量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8300亿元之间。
事实上，这仍可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根据此前的地区性的研究和估算，“ 仅温州一个城市的地下金融就有1500亿左右，广东省的规模则可能达到5000亿左右。”招商银行高级研究员陆磊说。他提醒，调查可能忽略了企业“自有资金”，其中不乏地下融资得来的。
抛却总量的问题，再来看看中国“地下金融”的重地──农村：根据测算结果，全国15省份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为56.78，也就是说，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有意味的是，调查发现，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户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比重就越低。根据调查的三大地区平均情况看，西部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最高，超过六成，东部和中部均超过五成。
除此之外，另一个怵目惊心的数字来自于中小企业融资。长期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除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外，更多依靠非正规的金融途径，如私人钱庄、企业相互拆借、甚至是企业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融资等。从结果看，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途径。三地比较看，西部6省和中部均接近四成，东部最低也超三成。在全国备调查的17个省中，有的省份中小企业非正规贷款比例甚至接近7成。
调查结果显示，地下金融并不只是对经济起到负面作用，而是利弊交错。早在199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曾经上书有关部门：“地下金融交易之所以猖獗，主要原因是国家银行控制得太严，是金融垄断的结果。”在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这方面，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江苏等，地下金融的正面影响比较大，影响指数达到20%以上；而在东北地区，以辽宁为例，其地下金融对于当地经济最具危害性，指数接近-30%。此项调查的19个省中，指数为正值的省份有7个，负值省份有12个，最终的结果也为负值，但不低于-5%。
“ 这表明地下金融总体而言对经济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只不过因地区而异。”李建军说。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分流存款、分割贷款业务，形成了黑市利率；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贷款利率高容易形成不良贷款；一些地下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地下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演变成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等等。但是，在江、浙等地，地下金融基本上是公开的，有规范、有秩序，拥有成熟的商业模式，甚至比银行的信用好。在这些地方，地下金融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地下金融被认为是中国的金融乱源，政府对于地下金融的监管连绵不绝。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以“治理整顿金融三乱”的方式打击地下金融。与直接监管相比，更理想的模式是间接调控，比如让利率相对自由浮动，因为如果不是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人们就不会纷纷从银行取钱投资，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更加灵活，银行就会考虑以合理的利率将钱贷给中小企业。如此，地下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将形成一个合理的博弈空间，其间风险成本的核算与选择将交由市场各方自我完成与承担。